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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县

吴卫华

《时务报》创办之初，汪梁二人因为办报的宗旨不同，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该报是利用洋务派领袖张之洞1895年捐助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创办的，他扶持汪康年为自己的代理人（1890年，汪康年应张之洞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是张之洞的家庭教师，曾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以此来支配《时务报》的舆论走向。

但是半年后，报纸所登的文章皆是梁启超宣扬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理论，而且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人士对康有为的理论颇有微词，张之洞也觉得“太过悖谬”。如此，汪康年为报纸的生存考虑，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扬“康说”，由此二人产生激烈的争论。1898年7月，二人在当时的报纸上大打笔墨官司，最后导致梁启超愤而辞职。1898年8月，清廷谕令《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此谕旨一出，舆论界哗然，一边倒向了汪康年。汪康年拒绝接受这种改变性质的上谕，汪康年改办《昌言报》，依然依附于洋务派重臣张之洞，保住了报馆，却失去了《时务报》。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有名的“汪梁之争”。

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言论，主持当时的维新运动，文章不少十篇。据后来的学者林克光认为：汪前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14篇文章进行舆论宣传，前期的论调与康梁一致。在著名的学者廖梅看来，汪康年的69册《时务报》中发表了14篇论说，全面提出了他对中国现状改革和长远规划及近期作为的看法。

在维新活动方面，廖梅把汪康年的维新活动分为以下几类：（1）创办《时务报》；（2）组建各种学会团体，发行会报；（3）兴办各种学校学堂；（4）译印时务书籍，代售各类维新新书刊；（5）举办时务会课；（6）办理实业活动，主持湖南矿务分局，搜访鼓励实业人才；（7）代外地办理各项新事；（8）上书各省当道，力劝改革，并寻求支持，并逐一对之进行系统梳理。称汪康年是“维新实干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人物”。

《昌言报》的体例版式均仍《时务报》之旧，与之“蝉联一线”。《昌言报》取其说真话、真实之意，由章炳麟任主笔。该报仅出十期，戊戌政变后即停刊。同月，汪康年又将《时务报》改名为《中外日报》。该报与《时务报》一脉相承，仍以编发新闻、评论时政为主，并称“本报以望中国和平进步为宗旨”。

《中外日报》的栏目有上谕、电报、论说、本埠新闻、专件等，还刊登了较多的商业广告，每日出版两张，四开八版，报纸的涵盖面同当时外国出版的日报涵盖面几乎一样，难怪美国传教士潘慎文称《中外日报》和《申报》、《新闻报》等为名副其实的“报纸”（殷晏梅《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

《中外日报》在汪康年经营的十年间，对历次的中外大事均有介绍评论，以监督朝野为职责，影响很大。它曾远销欧洲，在海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资料记载，当时在欧洲主持远东通讯社事务的王慕陶介绍称：“欧洲以《中外日报》及《时务报》销量最多，他报竟不见也。（《汪康年师友书札》）”。

这份报纸算是汪康年一生关注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投入的精力也极多。即便是戊戌时期与汪康年公然反目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对《中外日报》表示赞许。康有为致书云：“然近闻足下设报海上，仍主持公论，正吕武之名，夺莽操之志，庶己不畏强御者哉（《汪康年师友书札》）。”梁启超则称“《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汪康年师友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