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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桂先

1947年秋，姐姐出嫁那天，迎亲人送来一件红花棉布长袍，我拿来一看，气得大叫：“岂有此理，哪有让新娘穿棉布的！”说着就把那件花衣用力往门外扔了出去。迎亲人只能捡起衣服，急急跑回去，大约有两个时辰，拿来一件绸缎花长袍，我这才让姐姐穿上，坐上花轿被抬走了。接回门那天，姐姐和她的男人都来了，她身上穿的仍是那天被我扔出门的棉布长袍。我正要发火，被妈妈用手捂住嘴，拽我到厨房说：“嫁都嫁出去了，你还闹什么？把嘴闭上，不许乱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看看母亲不在场，便跑到姐姐男人跟前。我叫了一声姐夫，说，亏你还在上海做事，娶新娘给穿棉布的，成何体统！这时姐姐赶来把我拽走，我边走边说，以后你胆敢欺负我姐姐，我就跑到你家，掀你家八仙桌！我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姐姐婆家的巧车村里，大家都说新娘的妹妹，小姨子，太厉害了。后来姐姐跟母亲说，他们金家早先家境还好，后来是被她男人的父亲，也就是公公，赌博给败掉了。

姐姐出嫁后，我总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要帮家里多做些事。种菜、挑水、洗衣服、烧猪食、喂猪等，都会令母亲满意。整个冬天，我几乎是拼命去砍柴火。人家一天砍两趟，我一天要砍三趟。我所砍的柴火堆满了柴房，还请人帮助，在外面像堆稻草那样，又堆了两大堆柴火。村里的人，见到我家门口堆着高高的柴堆，既羡慕，又夸阿桂比男小伙还过劲。那时我也觉得自己做的粗活还可以，但针线活一点都不会做，便暗下决心，一定先要学会做鞋子。在这之前，因为弟弟被一个叫阿兆的男孩打了，我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也把人家打了。人家虽没有计较，而且弟弟也有错，但我觉得不应该随便打人家，也暗下决心，以后遇事要冷静，要斯文一些。也就是说，我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了。

这年春节没过几天，母亲可能是为了让我多休息几天，要我到屯溪连贵伯伯家去玩几天。连贵伯伯是我姑婆的儿子。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些土产，带上几件内衣，用一块蓝色花布包袱包上一大包，正月初八那天，我背着花包袱，直奔屯溪亲戚家去了。母亲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一去就真的八不归了。那块蓝色花布包袱，至今我还将它珍藏着，以做留念。

正月十四，连贵伯伯家侄女范佩珍、爱珍到他家拜年，说到保育院要招一个保育员，去面试的人都没有通过，她想叫连贵伯伯家二女儿阿芳去试试。阿芳姐当即回答说不喜欢带小孩这个工作。这时，伯母开玩笑说，让阿桂去试试呗。佩珍姐说回去问问。第二天下午她就赶来，要带我去面试。连贵伯伯大女儿秀英姐急急忙忙把我头发剪齐，还用烫剪把头发烫了一下，又让我换上伯母给我修改好的一件蓝底小红花的长袍。一路上，佩珍姐交代我，见了张师母要有礼貌，问什么就回答什么。她还说，张师母就是张院长爱人，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在美国留学的，现在张师母是负责婴儿部工作，招人的事她说了算，所以一定要有礼貌，要叫张师母好。说到礼貌，该怎么表现呢？我脑子里反复想，是先鞠躬，再叫张师母好。我突然想起在上海唐湾小学学过的形体动作。收腹挺胸，健步走路，面带微笑。当我健步走到张师母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躬，叫了一声张师母好，很快往后退三步，面带笑容毕恭毕敬地望着对面。张师母看到我那姿势，笑眯眯地问我：“你叫什么？”“我叫程佩珍。”这时，旁边人呀了一声说，怎么又有一个叫佩珍的。我立即笑着说：“程佩珍是我学名，在家我都叫程桂仙。”张师母随意说了一句，还是叫程桂仙好。接着她又说：“护理婴儿的工作很苦很累，还要上夜班，你能干下来吗？”我说：“我在家重活累活都做过，一点都不感到苦，我就喜欢做事。”这时张师母说：“喜欢做事就好，明天你就来上班吧。”又对范佩珍说，“其他的一些具体事，你好好向她介绍清楚。”就这样，我被录用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8年农历正月十六，不足十三岁半的我，从此告别了童年，走向了谋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