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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敬东

一次在网上看副刊读到了《孙犁评说周作人》，觉得很有味道，文笔呢则更觉老到，于是就冒出了个念头，想了解一下作者。就像蛋好吃，进而就想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一样。

何华，一个极平常却又陌生的名字。好在文章后有他的专栏《一瓢饮》的文章标题，题目皆简短，大多都不超过八字，如《夏丏尊与白马湖》《郁达夫就像宋词》……几篇看下来之后，就上网买了他的文集《一瓢饮》。结果，看了集中的《宋以朗这个人》之后，就又去买了宋以朗的《宋家客厅》一书。

我购书没有规律，不过，细究起来还是有些轨迹的，总是这么一花扯出一蔓。

闲话少说。现在就来介绍一下宋以朗这个人了，何华在文章的开头就写到“宋以朗是宋淇邝文美的儿子，这个人有意思，甚至可以说了不起。他本可以默默无闻过一辈子安静日子，但是现在不同了，他成了张迷甚至整个文学圈‘盯牢’的人。静的时候，他耐得住；红的时候，他也沉得住。”

“张爱玲的遗嘱指定把她‘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当然包括未发表的文稿。张爱玲去世后，宋淇夫妇晚年多病，也没有精力处理这批遗产，直到他俩过世，其子宋以朗才开始闪亮登场。多亏宋家有这么个‘宝贝’公子（真是宝贝），得以让读者自2008年开始，陆续看到张爱玲作品整理出版：《重返边城》《小团圆》《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易经》《异乡记》……），这些足以证明宋以朗工作的有条不紊，他是一个按部就班、有节奏感的人，‘坐怀不乱’。我私下常和朋友说，张姑奶奶真是幸运，她大概也没料到宋淇夫妇的公子会成为她文学遗稿的打捞人和清理人。”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和傅雷是挚友。宋以朗在《宋家客厅》里谈了傅雷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傅雷从1950年到其去世，十几年一直都借居在宋家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宅里。如今的傅雷故居，其实就是宋家老宅。

傅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靠稿费生活的两个大学者之一，另一个便是周作人。他们都是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也就没有了生活保障。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傅雷与周作人却有着质的区别，傅雷是个性使然，而周作人是因着特殊的经历与身份。

1931年秋，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期间，他也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单位工作过短暂的时间。

留学时，他所学的专业是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后来之所以选择了翻译这个自由职业，想来应该是与他那耿直、责备求全、处处认真的性格有关。傅雷曾在与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之一）的通信中说到自己的性格，这次通信是希望徐伯昕能同意自己的态度与选择——不加入任何党派。傅雷在信中说：“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起什么好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凡事认真与急躁耿直的个性。这样的个性，在单位工作是很难心情舒畅的。与其在单位里不舒心，倒不如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译书。由此，翻译就成了傅雷的职业及谋生的手段。凡事认真的人，干什么都能闯出一条路，傅雷如此，沈从文也是这样。傅雷一转身便成了中国翻译界的顶尖人物，沈从文转行后写就了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股认真劲儿，在《宋家客厅》就时有表露。宋家离开上海赴香港后，屋里有台钢琴（宋淇老婆姨邝文伟的，邝家出国后宋淇叫人搬了过来）。傅雷为此与宋淇就通过好几次信，请其询问邝家是否有意转让？并说“钢琴已叫两家琴行估过，一家出500万（旧币），一家出550万（旧币），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宋以朗在书中写到：“那会儿，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留在宋家的只有宋家老太爷和祖母，即使傅雷继续让傅聪用这台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但傅雷却坚持买下，提议的价钱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不了解他的人，看到的则大多是他脾气暴躁的一面。宋家佣人陆春莉原先跟傅雷是邻居，陆春莉跟宋以朗说，“会听见他（傅雷）大喊大叫，有时还扔东西，或是打自己的两个小孩。佣人们私底下用上海话称傅雷是‘神经病’。”

我相信宋家佣人陆春莉没乱说，傅雷就曾说过自己“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换句话说，傅雷是有自知之明的，同时也有知人之明。傅雷就很欣赏宋淇的才华，曾一再劝宋要静下心来译些文字，“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而这个条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着卖稿子来过活，也不等着出书来成名，埋头苦干它几年，必有成绩可见！”

宋、傅二人才气仿佛，只是宋爱好太多，事务太忙，一直静不下心搞翻译。辜负了傅雷的一番苦心。脾气暴躁的傅雷能与宋淇相处得很好，就是因为二人相互理解、互为欣赏。

而真正了解傅雷的人则应该是他的夫人朱梅馥。《傅雷家书》里面有一封信，是朱梅馥在1961年写给傅聪的：“我对你爸爸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宋家客厅》里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个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气得大哭。”

这段文字出自杨绛的《忆傅雷》。杨绛继而写到：“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

可照我看来，那就不是傅雷了。傅雷不是世俗之人。世俗之人讲利害，凡事趋利避害，而傅雷眼中只有是非与对错。这也许就是傅雷不够世故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宋以朗批评父亲宋淇的地方。宋以朗在叙述父亲一事结束时就特意评点了一句：“这亦看到父亲的世故。”

宋以朗在书中对傅雷的评价，要比对其父宋淇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