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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少飞

那是一个燕子开始南飞的时节，我要到十八里山路外的公社所在地郭村中学住校读书了。这意味着，我这个除了正月拜年时在外婆和伯父家住过，从未在外地落过脚的少年，从此要离开大山深处的小山村扁担铺。

大山里来的20多个男生，开始的半年，是住在学校北面的一间徽式老屋里，老屋的后面有一池水，冬暖夏凉，清澈如镜；老屋里有一方天井，我就住在紧靠天井下的后堂前面，早上常被从井口涌下的寒风冻醒，但也让我们每天醒后都能“睁眼见天”不再贪眠。后来，我们就搬到学校前院左侧里面的一间简陋的大房子里了。在这里，一周的日子漫无边际，像秋天的雨水一样绵长。星期六了，这是我们一周默盼已久的日子。星期五的晚上，我们便收拾起次日要带回家的东西，星期六早上起得特别早，上午上课已心不在焉，中午吃饭也是囫囵吞枣，扎起空空的竹菜筒或瓷茶缸便跨出校门，走过校前的沙石操场，穿过一条破旧的街巷，踏上故乡的那条弯弯曲曲的仿佛上天的小路。

星期天，是我，也是我祖父最快乐的时光。我常帮祖父在那间木板结构的上面盖着厚厚树皮的厨房里锯柴。祖父那时已七十七、八了，但身板挺硬朗，赤着膊子，露着古铜色的已微微萎缩的肌肤，一条布腰带系着最古老的一边往一边一折的“老百姓”裤子。这种裤子现在早已见不到了。祖父是江西都昌人，祖宗数代都是做桶匠手艺的，我想，他的“江西老表”可能都是穿这种裤子。锯柴时，他拉上锯，我拉下锯，一上一下，沙哧沙哧，锯声沉缓而绵长，像在弹奏一首远古的歌谣。在锯声中，祖父为我讲他见到的从江西经祁门过来路过村子的红军，说他们都穿着黑军装戴着八角帽，我说军装不是黑的吧，应该是灰色的，他说就是黑色的，我想，红军大都是晚上经过，晚上看可能就是黑色的。我说，这是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他又说，一天深夜，一位行军路过村子的江西老表突然从身后将他一把抱住，“老表，跟我当红军吧！”

，祖父吓得不轻，“不行不行啊，我一大家子人，都靠我吃饭……”我为祖父可惜，祖父也似乎有些后悔。我当时想，如果祖父当了红军，现在又会是怎么样呢。

临近中午，太阳透明的光影照进了厨房，祖父便开始烧饭。这餐饭是偷着做的，绝不能让父母知道。父母白天在队里的高山上干活。祖父中午是煮饭的，饭不多，一人就平平的一碗，但饭上铺有金黄的腊肉，揭开锅盖，香味扑鼻。这在那个时代，已是绝好的伙食了。现在想想，我们在家里日不晒雨不淋的，却吃着这样的饭菜，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父母，则啃着苞谷馃，实在是过意不去。好在次数不多。

家里真好。下午很多同学返校了，而我却赖在家里不走，并开始喜欢老屋暗黄色的土墙散发出的淡淡的泥土的香味儿，开始留意房前屋后的草草木木，而以前，我是很不在意这些的。我开始珍爱从家里带到学校的任何一样东西。那时，时兴勤工俭学，学校经常组织我们上山劳动，砍芭茅秆创收，一次，我们到学校北面石壁下的一个叫茶坑的山上砍草木，我不慎把家里带了的一把小柴刀弄丢了，心揪得很疼。我知道那把普通的柴刀不值几个钱，但心里就是很失落，仿佛丢失的不是一把柴刀，而是一份很柔软很亲和的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

最难熬的是星期一的早上，尤其是寒冬的早上。为赶第一节课，我五点钟就要起床，六点就要出门了。鸡叫头遍便不敢睡死，迷迷糊糊中便被母亲叫醒。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早已为我烧好了早餐和一星期吃的腌菜。我吃着，离家的愁绪便一阵紧似一阵地紧揪于心。母亲四点多钟就起床了，她为我烧得最好的菜只有一次，那是一个端午节的次日清晨，母亲为我烧了辣椒炒肉片。母亲忙毕总是坐在桌旁，一边看我吃一边打着瞌睡，除了眼睛偶尔眨动外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尊雕塑，破窗而入的寒风打在她疲倦的皱纹渐密的脸上，显得凄楚而孤寂。煤油灯的火苗，也在不停地卷着艰辛岁月的哀愁。除了寒暑假、农忙假外（那时四五月间放有农忙假，半个月），每个星期一的晨曦中，母亲总是这么坐着，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两年时间……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推开门，雪花纷飞，漫天舞蹈，雪厚盈尺，这样的大雪天，待在家里有多好。全家人坐在火桶里，望着窗外的飞雪，吃着热气腾腾辛辣的烂淹菜火锅，父亲喝着太平散酒，是何等舒心、温暖。可几番挣扎后，这该死的学，还是要上的。我母亲找来塑料布和棕叶什么的，包在我的胶鞋上，我便和同样赖在家里没走的一墙之隔的邻居同学刘庆荣上路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在十八里险峻的山路上，未及一半路，包在脚上的塑料布什么的就脱落了，胶鞋很快就被积雪渗透，彻骨的冰寒便从脚下生长。山路上鸦雀无声，只有我们脚穿积雪的吃力的嘎嘣嘎嘣声；山路上空无他人，只有我们身后留下的一排歪歪斜斜、深深浅浅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