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泾人

樊树志教授所著的《明史十二讲》，是用他的课堂讲稿整理而成。历史是过去的人和事，总是旧的，但樊教授的观点新颖，值得一读。

樊教授有一个崭新的论断：倭寇不是“真倭”，是“假倭”。初看题目，以为他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但是，经过他的史料铺陈和分析，确实能站稳脚跟。朱元璋立国以来，严防海禁，规定“片板不得入海”，这是针对民间贸易。我们熟知的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活动，而且也只是“封贡关系”，令东南亚的沿海各国臣服于明朝，承认朱棣的宗主地位。因为这位老兄得国不正，皇位是从侄子那里抢来的。

海禁一严，闭关锁国，这苦了闽浙一带的百姓。他们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又不能私自出海，简直是守着聚宝盆讨饭吃。饿死不如犯法，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走私活动。嘉靖年间，徽州人王直纵横海上，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倒腾货物，日进万金。而日本的落魄武士，只是其手下“马仔”，数量也不多，仅占走私队伍的十分之三。

那他们为什么被史书渲染成恐怖的“倭寇”呢？一句话：地方政府无能。闽浙的各级官员，初期信心十足，试图剿灭王直的武装走私集团，这样不仅能捞政绩，还能大赚外快。结果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臊，丢盔卸甲损兵折将不说，老百姓也遭了殃。官员为推卸责任，便奏报朝廷，说倭寇凶猛，有大举入侵之势。中央政府信以为真，增兵征剿，由此战火绵延不断，民间苦不堪言。

樊教授认为：假使明朝开放海禁，恢复中日之间正常贸易往来，所谓的“倭患”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自“隆庆开关”之后，“倭患”不剿自灭。读书至此，可发一叹！

本书有一章节，专门评述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好多史家对“万历三大征”津津乐道，但是这场“御倭援朝”顶多算打个平手；如果不是丰臣秀吉病死，胜负更加难料。

明朝政府的情报信息滞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大张旗鼓的，事先有诸多迹象。但明朝政府一无所知，即便朝鲜国王急派使者求援，朝廷却上下狐疑，担心这是日朝勾结，设下圈套让他们钻。这就先输了一着。今年，根据嘉兴作家畀愚同名小说而改编的电视剧《叛逆者》大火，让观众感受到战争年代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战争打响后，进程很搞笑。皇帝决心要打，而大臣怯战，便阳奉阴违，派遣使者，与日方秘密谈判。使者当中有个平湖人沈惟敬，樊教授说，此人胆大包天，见谈判失利，居然伪造降表，蒙骗君王。事发后被逮捕入狱，而后斩首示众；其父母兄弟流放两千里，妻子儿女没入功臣家为奴。

丰臣秀吉病死，麾下诸将渡海东归。明军本来艰难支撑，进退两难，突然有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取得表面上的胜利，简直喜从天降。皇帝向全国发布诏书，得意洋洋地写道：“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这句豪迈之语，在自媒体上频繁出现。激励大众人心可以，赞颂明军的英勇顽强则大可不必了。

明朝有个怪现象：官员普遍主战，嘴巴比钢铁还硬。若是哪个官员主和，弹章便雪片一般飞来，骂声盈朝，将和议与卖国等同。崇祯皇帝朱由检怕就是死在这批“铁嘴钢牙”手里。

朱由检命运不济，他坐上龙椅时，东北有后金重兵压境，西北有义军掠州夺县。两线作战，实为兵家大忌。崇祯看到这一点，打算与皇太极议和，腾出手来对付李自成。官员们获悉后，一蹦三尺高，坚决不同意。崇祯无奈，又想南迁金陵，避开义军锋芒。辅臣陈演、魏藻德等人口口声声为了江山社稷，拒绝南迁动议。

崇祯谈不得又动不得。这位苦命皇帝死后第二天，陈演、魏藻德之流立即拜谒李自成，表示改换门庭之意，妄图讨个官来做。这样的无耻之徒，崇祯却提携他们做内阁辅臣，也算是瞎了眼。

本书中，樊教授引用史料翔实，评价也中肯，比如对崇祯的议和想法，有如下点评：“如今的读者，如果不受以往先入之见束缚，设身处地地从明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当然，也正因为引用史料较多，大量的文言文充斥书面，理解有些费劲。相比之下，他的另一部著作《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读起来就轻松愉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