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长江天堑不守，则吾人将面临一惊涛恶浪之恐怖大海……”1949年1月3日，淮海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对当时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忧心当时国民政府的末日为时不远。

仅仅时隔110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就跨过长江天堑占领南京。毛泽东挥毫抒发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自信与豪迈。

百万雄师过大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恢宏的一章，更是滚滚长江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场景。时隔72年，置身在位于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穿过历史的烽烟，依稀能看到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气魄，听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角。

渡江战役的“集结号”从安徽瑶岗吹响

在安徽，有两个带“岗”的村很有名：一个是小岗村，正是18户农民的血手印开始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另一个是瑶岗村，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所在地，在这里，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领导部署和指挥了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为全国大陆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位于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的这个小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早已撤村建居，不变的是那静然肃立的清末徽派建筑，“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与里面的一灯一椅、一桌一几、一书一笔，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及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激情岁月。72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我们很是奇怪，当初中共中央为什么选择瑶岗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肥东县党史专家张本富介绍说，当时解放军选择瑶岗原因有四点：一是第三野战军就驻扎在瑶岗村，这里党的工作扎实，群众基础好；二是瑶岗村在重要铁路线节点上，交通十分便利，而且树木茂密便于隐藏；三是靠近长江，便于解放军就近指挥；四是临近巢湖，便于战前练兵。

瑶岗的环境十分幽静，村子里到处浓荫蔽日。当年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二进屋正中敞开的3间屋是办公的地方，3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做饭桌，又做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来的收音机。墙上，挂有大幅军用地图。

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根本变化。为此，中央军委、毛主席于1949年2月3日电令刘邓、陈粟：做好于三四月间渡江南进的准备。时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2月8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第二、第三（原华东野战军）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

其中，渡江战役的发起时机，是中央军委、毛主席研究关注的问题，设在瑶岗的总前委指挥部同中央军委之间，电报往复不断。

1949年4月16日8时，中央军委来电：“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假如南京政府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22日改至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

邓小平立即把二野、三野司令员，政委及参谋长请到瑶岗，商讨此事。会后，邓小平即向军委呈达急电说：“我们一致认为确定20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方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宁沪杭政务委员会，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渡江时间。”

1949年4月18日，邓小平终于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于当夜发起渡江作战。

这个夜晚是大江南北千百万人的不眠之夜，更是瑶岗村的不眠之夜。在指挥部里，不时传来一声声洪亮的发令声：“我命令你们，坚决打过去！”……

在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声中，1949年4月21日的黎明悄然而来……

1949年4月21日午时，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昨（20日）夜，七、九两兵团渡江任务顺利完成……今（21日）夜二野三个兵团渡江，估计亦无问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击之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长江天堑阻止我军前进的梦想破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相继解放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去年8月19日下午，在安徽合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位于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他告诫全党：“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

“跟其他战役的民工支前不同，渡江战役中，老百姓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除了夜以继日筹集粮草、铺路架桥、提供船只、运送弹药等，为战役提供坚强的后勤支援和物资保障外，他们还舍生忘死充当船工，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开船。解放军在船舱里面可以隐蔽，开船的船老大是暴露的，是敌人首先打击的目标，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处长、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程红说，渡江过程充满危险，支前民工是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了助大军渡江，安徽人民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拿出来支援解放军。经过桐城的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五兵团，连同随军南下的干部、家属共约30万人，所需粮食500多万斤，均由桐城筹集供给。在芜湖至安庆地段，几十万军队所需的粮食，其中80%是由沿江人民提供的。据不完全统计，仅江淮和皖西两地区共提供粮食1.5亿斤。为了保证部队的烧柴，皖西一些平川河网地区群众甚至自愿拆了房子。刘伯承曾这样评价：“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

老百姓为什么那么支持、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两双草鞋，这是当时军民同心、血浓于水的缩影。

据纪念馆讲解员介绍，两双草鞋是革命前辈谭震林当年留给瑶岗村民的珍贵之物。

1949年春，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渡江战役突击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从西柏坡开完七届二中全会来到瑶岗，与总前委共商渡江作战方案。会议决定谭震林率领第三野战军七、九兵团作为中集团，由裕溪口至枞阳段实施渡江。中集团指挥部驻扎安徽无为襄安。恰在这时，谭震林的肠胃病复发，需要留在总前委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急着要回襄安。那时的瑶岗村只有一条不足1米宽的出村小道，部队首长进出村子除了骑马，便是步行。谭老总虽说久经战场，但这次肠胃病复发着实让他的身体虚弱许多。邓小平特地从村子里请来两位村民，嘱咐用担架把谭老总抬到河东的公路上转乘汽车。

两位担架员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刚四十出头，身强力壮，憨厚老实。他俩二话未说，欣然接受任务后，行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踏在坑坑洼洼又十分打滑的路面上，丝毫不敢懈怠，两双粗糙而有力的大手紧紧抓着担架，确保万无一失。谭震林虽然半躺在窄窄的担架上，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和颠簸。

谭震林转乘汽车时，回头看到两位村民气喘吁吁，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着。他便叫警卫员从包里拿出两双草鞋，笑着对两位村民说：“我们当兵的没有什么好东西来感谢你们，这两双草鞋就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一位村民连忙恭敬地问道：“请问长官贵姓大名？”谭震林和蔼而风趣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叫什么长官，至于我的名字嘛……你们就叫我老谭好了。”

后来，两位村民得知谭震林就是首长，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那时起，他们便一直把草鞋当作宝贝锁在箱子里，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开馆时，又主动把草鞋捐赠给了纪念馆。

这两双草鞋浓缩了深深的军民鱼水情。在中国革命最后一战的关键时刻，面临要出工、出力、出船，还可能牺牲的时候，许许多多普通的老百姓作出了最重要的选择。

据记载：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之后的26个军、2个军级特纵部队，从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的淮海战役之后的集结休整点到渡江进攻出发地，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筹粮、筹衣、筹马草，收集修理近万艘渡江的民船。这6个省有500多万老百姓参与到战役准备中，而直接参与支前送大军过江的船工就有近5万人。在谋求解放的事业面前，有的牺牲了家当，有的牺牲了亲情。但他们都以天地间的正气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