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次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86年7月6日下午，地点不变，同行者有时任桐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桂松和桐乡中学老师孔令德。

1986年7月3日至10日，我们三人一起赴京，先后在全国政协礼堂参加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茅盾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茅盾诞辰90周年纪念会”，在香山别墅参加“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们在7月6日下午，带着王老桐乡亲戚委托的礼物（一只金华火腿）和桐乡特产杭白菊，专程去和平里登门拜访王老。

孔令德老师于23年后，在2009年9月4日《嘉兴日报·桐乡版》刊发文章《拜访先贤王会悟》，文中回忆了这次访谈情况（摘要）：

当时，王老住在北京和平里一幢极普通的楼房里。因前段时间身体不好，她在我们进门前半靠在床上看书。见到家乡来人，她非常高兴，一定要下床来。在我们再三的劝阻下，她才坐在床上和大家说话，但不停地叫保姆端茶、剥糖、拿水果，十分热情。

王老对故乡的变化和人民生活十分关心，谈话间不时向我们询问有关家乡的情况。当谈到乌镇茅盾故居已修复一新，正式对外开放时，王老大加赞赏。她告诉我们，茅盾家和她家相隔很近，出自家后门十几米的距离就到茅盾家了。王老还说，在与茅盾家很近的地里种有不少桑树，小时候她曾和茅盾一起读书，放学后一起在桑园里玩耍。当谈到这次全国纪念茅盾诞辰90周年大会盛况时，王老略有所思，深情地说：“历史是公正客观的，党是英明伟大的。”说着，她随手从枕头边拿出了一叠文稿对我们说，这是党中央1980年为李达彻底平反昭雪的材料。看着老人手里那些已翻得油光发亮的纸页，不由让人心潮起伏。

从1966年到1986年的20载岁月中，王老是在痛失亲人的日子里度过的，其中的辛酸苦辣可想而知。岁月的风雨将王老的头发染成了一片银白，世事沧桑使她的面容也增添了不少皱纹。但如今，88岁高龄的王老精神依旧，目光炯炯有神，话音清晰响亮，话语中流露出豁达和远瞻，丝毫没有一点伤感，瘦小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内力。

然后，我们带了一把藤椅，王会悟由小女儿李心怡和我一起扶着下楼，在单元门外拍照。除每位客人、李心怡同王老一一合影外，这次我还单独为王老抓拍了一张坐在藤椅里的半身照片，表情自然微笑，神态怡然亲切，是比较成功的彩色照片。王老收到寄去的彩照后，8月7日给我写了回信，除赞许之外，还要去了彩照底片。在信中，她说：“我以前虽然也拍了些彩色照片，但没有这次你们给我照的好。现在写信向我要照片的人很多，觉得这张单人照还算不错，所以，希望能够将这两张照片（包括与女儿合影）的底片寄给我。”我马上邮寄去了底片，王老收到后让女儿扩印了一批彩照，送给向她要照片的亲戚朋友。这次拜访，因时间关系，我们要赶回香山集体晚餐，只能将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交给李心怡。半月后，分两次对王老进行了电话采访（摘要）：

1921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结婚。新婚的李达、王会悟夫妻没有沉迷于两人世界的缠绵，而是热情投身于筹备建党事务之中。1921年2月，《新青年》在沪付排时，新青年社被查封，迁往广州，身为编辑之一的李达日夜为采编操劳。李汉俊因与陈独秀产生矛盾，辞去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由李达继任。面对无暇顾家的丈夫，王会悟不但承担了全部家务，照顾李达的生活起居，还要帮助校对、誊抄文稿。在此期间，李达翻译的书籍和文章有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山川菊荣的《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等；还撰写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五一运动》等文章。

4月中下旬，上海早期党组织由李启汉、陈望道等策划组织“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身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达尽心尽力、繁忙不堪，有时工作到快天亮才上床休息片刻。王会悟主动承担了更多的文案任务。其实此时，王会悟为补贴家用，已在上海蒲柏女子学校任教，白天也很忙。李达看到妻子超负荷劳碌而疲倦的脸庞时暗下决心，一定要确保中国共产党早日成立，一定要建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兄长李书城寓所正式开幕。13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8名党员）以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不同乡音、不同语言，商讨议程，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召开三次讨论会，连续三天详细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负责中共“一大”后勤警卫工作的王会悟，在7月30日晚发现有外人闯入，会议被迫中止，部分代表转移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商讨对策，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经王会悟精心安排，会议代表用两天分两批坐火车到嘉兴。8月2日（注：嘉兴党史研究认为应是8月3日，党史学界尚无定论），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丝网画舫游船上继续举行。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她让代表们在船上吃午饭，自己则机警地坚守岗位，瞭望四周湖面湖岸的动静，定格成一幅南湖红船“舫娘”的美图，直至中共“一大”胜利闭幕，直至永远。

【“初心”印记】

中共“一大”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实际主编是王会悟和王剑虹，杂志呼吁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权、遗产继承权和同工同酬待遇等。王会悟在第三期发表的《中国妇女运动新趋向》中提出，要唤起一班有知识的女性加入妇女运动。一方面要提升妇女队伍素养，适应新时代妇运需要；另一方面要让妇女骨干积极行动，尽力去与平民为伍，抓紧创办平民女校。该文在《妇女声》头版的“平民女校”特刊发表，标志着王会悟在妇女解放事业中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

第四次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91年4月16日上午，地点在北京市建国门外灵通观国务院宿舍5号楼805室。此时笔者已经调任嘉兴市委宣传部任职，同行者有时任嘉兴市文化局局长宋勤、嘉兴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林国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王相箴。

1991年4月12日，嘉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历时近一年的“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汇报，研究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和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安排等事项。笔者以嘉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身份，列席汇报。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梁平波主持，刚调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前任市委书记卢展工也到会。会议研究决定：先向省委宣传部汇报并出具介绍信，派我带队赴京向中宣部请示汇报建党7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邀请中央领导赴禾，报批纪念馆陈列方案，向中国革命博物馆求助中共“一大”展览资料，同时走访邀请在京嘉兴籍老同志（或家属）参加故乡纪念活动。赴京时间为4月15日至21日。

4月16日上午，我们找到位于建国门外的灵通观国务院宿舍。因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王会悟在政务院（注：国务院前身）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工作过，平反落实政策，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不久前刚迁新居。王老在这里安度晚年的最后时光（两年后逝世），小女儿李心怡一直陪伴同住。我向王老汇报了嘉兴开展“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的情况，邀请她派家属回故乡参加“浙江省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王老考虑到自己高龄体弱，不宜出远门，身边离不开李心怡的照顾，决定由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的儿子李心天代表全家出席嘉兴活动。这次访谈仍从中共“一大”说起（摘要）：

王会悟对浙江省委决定把全省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放在嘉兴，同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相结合，非常赞赏。她建议用这个档次邀请中央常委级领导到场（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到会），建议纪念馆布展时中共“一大”代表排列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保持一致，建议利用兴建纪念馆的机会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建议进一步明确中共“一大”代表从嘉兴火车站步行到南湖上船开会的足迹路线等。王会悟的建议引起重视，后来逐条采纳完善落实。接着，她从党的“一大”谈到党的“二大”，从大革命失败谈到抗战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谈到“文革”，谈到拨乱反正。

中共“二大”仍在上海召开，为安全保障，地点选在李达和王会悟的家——霞飞路以北公共租界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因为这里比李汉俊兄李书城寓所（中共“一大”后已被巡捕房严密监视）、比陈独秀家（陈独秀被捕时搜出《新青年》）、比张国焘住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援罢工引起当局注意）都要稳妥安全。辅德里是新建的典型石库门建筑，一排房子差不多同一样式，连墙壁都用青红双色砖相间砌成。会议代表只要进出迅速，外人不易辨别是哪家哪扇门，而且各家还有后门，撤退方便。旁边的小弄小巷四通八达，容易疏散隐藏。加上公共租界不愿多管本地杂事，军阀当局也不便到公共租界抓人，相对安全。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就在这里召开。会议有分有合，大会集中三次，小组讨论流动分散，在陈独秀主持下，将各组意见汇总，再由大会决议。

当年底，受毛泽东邀请，李达与王会悟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李心田，从上海奔波到长沙，暂住在毛泽东与杨开慧位于清水塘的家里。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王会悟，中共“一大”召开时那么危险，如果不是她，我们可能都已经被捕了，是她设法把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召开。

大革命失败后的1932年2月，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脱党的李达，又被暨南大学解聘。李达仍坚持革命宣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两面派”做法：一方面申明“保障新闻自由”“取消报刊检查”；另一方面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开列黑名单，把民主进步宣传视作“替共产党张目”的“反动”。甚至查禁民主书刊，查封出版社书店，逮捕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面对困境，李达让王会悟用省吃俭用省下的私款，在上海开办“笔耕堂书店”，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并使因查封昆仑书店而无法印刷出版的一批宣传民主、反对独裁的进步书刊终于面世。

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7月，王会悟在北京将李达多年保存的书稿装入一只箱子，埋入自家院子的土坑里，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南下寻夫。途经青岛、徐州、郑州和汉口，最后终于在湖南零陵与丈夫李达团聚。1938年冬，冯玉祥聘请李达赴重庆主持研究室工作，途经贵阳时，年仅16岁的大女儿李心田遭遇不测，患结核性脑膜炎，花季少女不治身亡。“小数点”是父母的宝贝，后来李达将自己唯一的孙女取名为“小典”。而弟弟李心天暗下决心，长大学医，让平民百姓摆脱病魔，远离痛苦。

1947年前后，王会悟从重庆回到乌镇老家，养病的同时办了两件事：一是成立“新乌青社”。发动以教育界进步青年为主的60余人参加，组织上街宣讲和文艺演出，出刊《新乌青》杂志6期，针砭时弊，力推民主。后因触犯国民党地方政府，被扣上“散布反动言论”，勒令停刊。二是组建“青镇妇联”。活动地点在观前街修真观西侧的萧家厅老房子里，王会悟经常介绍海外和沪上的时事新闻，教育女青年开启思路、向往进步、融入社会。在修真观广场集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号召妇女解放思想，从灶台走向社会，力争男女平权，《桐乡民报》曾出专栏报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由于本人坚持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12月，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次年2月返回湖南就职，王会悟则同子女一起留在北京。李达偶尔出差北京，会看望王会悟和子女。后来，王会悟所在的法制委员会被精简撤销。她虽刚五十出头，因身体状况不佳，提前离岗退养。国家给王会悟安排了公房，各方面条件较好，但为减轻政府负担，她退休时也上交了公房，同一双儿女搬回曾被敌伪占据过的原先自家旧房。1966年春，“文革”浩劫不期而至，坚持真理不弯腰的曾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泰山北斗”、忠诚于党的优秀知识分子李达，于当年8月被残酷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李达的冤屈才彻底平反，王会悟的声誉也得到恢复。

【“初心”印记】

四次访谈的最后，王会悟回忆1922年生大女儿时的场景。那天，丈夫李达刚随毛泽东从衡阳指导工作归来。王会悟让李达给女儿取个名字，李达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共青团员，我俩和孩子都要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心里装着大众生死，女儿就叫“心田”吧！又因为女儿在相爱的两个大人之间，小名可称“小数点”或“点儿”吧！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能无限延伸，代表我们为民族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止。王会悟还特别点明，李达给大女儿李心田取名时，茅盾（沈雁冰）在旁边见证。后来，我在影印复制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桐乡民报》头版“青镇妇女·母亲节特刊”时，看到王会悟署名“一个母亲”写作的散文长诗《哭点儿》。

南湖之女王会悟为中共“一大”会址做的最后一件实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她得知嘉兴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在全市范围开展“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二话没说，嘱咐子女从自己有限的退休金中拿出100元寄到嘉兴（当年币值：普通干部月薪百元左右，集资360万元足够建成一座纪念馆）。至今，鸟瞰为党徽造型的老南湖革命纪念馆，北门镌刻捐款名单的花岗岩墙上，依然清晰地闪亮着“王会悟”的大名。这就是南湖之女王会悟——一位组织上没有入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所在。

附：参考文献

△茅盾著《我走过的道路》

△叶永烈著《采访手记》

△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

△陈伟平等著《党的“一大”卫士王会悟》

△王元慎著《往事追踪》

△王旭烽著《主义之花》

本文作者是嘉兴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