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骞

从1981年至1991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至70周年）的十年里，笔者因工作需要曾先后四次与同事一起拜访、采访过王会悟老人。

这四次访谈围绕两个关键词“茅盾”和“建党”。

“茅盾”包括茅盾少年时代作文的“劫后”重现和手迹甄别；乌镇茅盾故居的修复和文物征集；茅盾家事及与王家关系等。

“建党”包括王会悟早期的进步活动；中共“一大”前后王会悟以联络后勤和会议警卫为主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后王会悟的崎岖坎坷人生道路；向王会悟通报嘉兴“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及邀请她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等等。

当年访谈的具体内容，可以立体勾勒出王会悟的“人设”轮廓：中共“一大”卫士、南湖红船“舫娘”；建党元老夫人、文学巨匠表姑；“五四德赛”青年、妇女解放先锋。当年访谈也证实，中共建党先驱的“初心”，的确出于“人民至上”，而不是后来被有些人异化成的“权力至上”“面子至上”或“领导至上”。所以我认为纪念建党百年的最佳献礼，毫无疑问应该实实在在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以告慰前辈。

一

第一次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81年9月15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市和平里14区14幢3单元202室，当时笔者在桐乡县委宣传部工作，同行者有时任桐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局长吴珊和县委办副主任魏棣华。

那时刚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全面拨乱反正。1981年2月，桐乡宣传文化系统在清理归还“文革”中“四旧”财物时，发现了茅盾（沈雁冰）少年时代的两册作文（封面称“文课”）。当年3月27日，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在京病逝，这两册作文失去了让主人亲自辨认、甄别的机会。

此时，桐乡县的领导办了两件事：一是实质性启动乌镇茅盾故居的住户搬迁、旧屋修复和文物征集工作。由分管副县长朱国勤召集县委宣传部、县府办和县文化、财政、房管及乌镇当地负责人现场办公，初定故居建筑物范围（即扩大至立志书院和文昌阁），成立茅盾文物征集办公室，放在桐乡县文化局。二是决定向省里汇报后，由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文联出具介绍信，于9月7日派我们三人携带茅盾两册作文原件赴京复制副本，走访有关部门汇报故居修复、文物征集工作，并请茅盾家属、秘书和相关专家甄别。

抵京后，我们先后走访了全国政协办公厅、文化部、中国文联、国家文物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拜访了文化部顾问夏衍、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和茅盾之子韦韬以及王会悟等同志。

9月15日晚饭后，我们来到和平里的王会悟家。83岁的王老上穿灰色大襟夹衣，戴着眼镜，靠坐在客厅书橱前的木椅上。虽一头白发，但她身板硬朗，声音响亮，记忆力强，应答敏捷，表述清楚，十分健谈。

这次拜访前后持续两个半小时，王老女儿李心怡始终陪伴。王老先听取关于乌镇茅盾故居修复、文物征集和茅盾少年时代作文“劫后”重现的情况通报。当看到两册“文课”影印件手迹时，王老双眼放光，十分肯定地判断，这是70年前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姑表侄子雁冰的习作。

下面是当时的谈话（摘要）：

茅盾沈家与王家是多代姻亲世交，有王家女嫁给沈家的，也有沈家女嫁给王家的。茅盾的祖父是王会悟父亲的姑妈所生。王会悟的父亲王彦臣开办了镇上有名的书塾，6岁的王会悟与8岁的沈雁冰（沈德鸿）曾是该书塾同学。约半年之后，沈雁冰转学至“立志书院”，又升学至“植材小学”读高小，但两人课余经常结伴。沈雁冰有空就聊新学堂的新鲜事，或教王会悟一些新课本上的新知识。王会悟记得与沈雁冰曾一块阅读《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和《字课图识》等新书，曾多次看到沈雁冰的作业和笔迹。

王会悟是祖母最宠爱的孙辈，加上父母的支持，才免遭了裹脚缠足的灾难。街坊闲人曾评头论足议论“王家闺女大脚像网船姑娘，长大后怕没男人娶”。王父坚定地说：“不要紧的。”王会悟的祖母，沈家叫舅妈。沈雁冰的几个叔叔和姑母结婚，王会悟都随父母去吃喜酒，王会悟还常常跟着祖母去沈家白相，有时会住几天。沈家的楼房又多又大，雁冰、泽民（沈德济）兄弟俩都很会讲故事，活灵活现，如同说大书。

谈到茅盾故居的原貌，王会悟记忆犹新。她说，故居由临街的祖传楼房和后院的新建平屋两部分组成。祖传楼房坐北朝南，面临观前街，是一幢四开间、两进深砖木结构旧式楼房，东西各两开间自成单元，前后两进之间各有天井，中间楼梯相隔。西边两底间为家办书塾，茅盾以及三个叔父、二叔祖家的三个孩子，幼年都曾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楼上东面第一间是祖父母的房间，第二间就是茅盾的出生之地。后面的新建平屋，是茅盾于1934年亲手设计草图，用自己的稿费，在旧屋基上翻建的。因大革命（注：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茅盾曾避居日本生活了两三年，所以三间平屋依照日本建筑风格，轻盈、幽雅、敞朗、明亮。

辛亥革命前夕，王会悟比较早就在父亲的学堂里感受到了除旧唯新的气息。鸦片战争的创伤，使满清朝廷摇摇欲坠，清廷想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想试建有限责任政府，不想最终变成了“皇族内阁”。不过，当时社会上男子开始剪掉辫子，女孩子不再裹脚缠足。有一次，王会悟在大街上遇见剪了辫子的沈雁冰，好奇地问：“你在乌镇也这副模样，不怕被人背后指骂？”沈雁冰朝王会悟的脚上看了看，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裹小脚吗？”两人相视而笑。

【“初心”印记】

民国初年，沈雁冰向王会悟介绍了方英女士在嘉兴成立第一所女子学校——嘉兴女子师范学校的榜样。王会悟先说服母亲后，女承父业，也在乌镇试办桐乡首家女子学校。她教书育人，宣传妇女解放；反对童养媳陋习，倡导婚姻自由；反对女孩缠脚，倡导保护“天足”。雁冰回家目睹王会悟的唯新为民努力，赞许之余向她推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男女平权”，还答应有机会时带些新出版的报纸杂志给她阅读参考。王会悟兴办女子学校遭受乌镇看不惯的乡绅、保守迂腐的秀才和县里不作为的教育官员的三重阻挠、百般干扰。但是，她仍不畏市井逆流碎语，继续前行。受益的乡亲们交口称颂小王老师的好思想、好做法，也为她日后参与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摸索了实践经验。

二

第二次我们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81年9月19日下午，地点和同行者不变。

因为上次访谈在晚上，光线影响了摄影，我只为王老试拍了一帧大半身坐姿照片，表情倒很好。因王老喜欢，后来她的女儿还向我要了底片。当天室内散射光上乘，我先用半个小时翻拍了王老预先寻找出来的一批史料。有从图书馆复制的同样大小的影印报刊，如《每周评论》和《妇女声》（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出版的半月刊第一、二、三、四、六期）；还有王会悟十七岁时在乌镇拍的云光照、建党初在上海拍的大半身照，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73年期间的照片等。另外，因上次访谈王老打开话盒子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不忍打断，来不及提问。这次，我们有的放矢，预备了提纲，主要了解她青少年时代如何赴嘉兴、湖州求学深造，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浪弄潮，如何在建党前夕于上海同李达相识相交、定情成婚等情况。

下面是当时的谈话（摘要）：

因受乌镇当地封建保守乡绅和县里不作为官员破坏，王会悟创办的女子学校不得不关门。她觉得为了生计，必须外出求学深造。正好雁冰传来消息，方英校长开办的嘉兴女子师范学校招收16周岁以上的女生，不用交学费，只收书杂费。

1913年下半年，年仅15岁的王会悟如愿以偿来到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先读预科。女子师范学校地处嘉兴城南风光绮丽的范蠡湖畔，校门面对波光粼粼、杨柳依依的一汪秀水。女子师范预科的校园生动活泼，在这里，王会悟进一步接受了爱国爱民、男女平权的思想理念。一年后的夏天，她以优良的成绩预科毕业，很想再读四年正科，但苦于母亲交不出书杂费，只能回乌镇应聘到湖溪小学教书。

1918年春节，王会悟在参加沈雁冰和孔德沚在乌镇的婚礼后，和沈雁冰有过一次长谈。沈雁冰以自己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毕业，经乡贤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就业，如鱼得水的过程，开导王会悟继续外出深造。沈雁冰循循善诱，要王会悟多了解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融入世界新潮流，他还提出掌握英文交往常识，对今后人生道路会大有帮助。

王会悟根据沈雁冰的推荐，决定去湖州的湖郡女校学习英语。因家里无法支付昂贵的学费，王会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一边认真学习，一边兼做校园清洁工或去牧师住宅教夫人们学中文。在生机勃发、新风频吹的湖郡女校，王会悟不仅相遇了毛彦文（注：后成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慈善教育家熊希龄夫人）、朱曦（注：熊希龄第一位夫人朱其慧内侄女）和嘉兴人陈达人等知心学姐，还拜读了罗家伦（注：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大作《新潮》。

当新文化运动揭开五四的序幕，王会悟被《新青年》（注：陈独秀创办）以及《每周评论》（注：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少年中国》（注：李大钊主编）等进步刊物所吸引。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王会悟尤其认同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猛烈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女性的伤害，认为要援引欧美女权思想，传播西方女性“独立自主人格”之“女权革命”。

当王会悟看到1918年初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后，当即也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她在忐忑之中终于等来陈独秀的回信，在信中，陈独秀欣喜新文化运动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教会学校，勉励王会悟多学多思，做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新时代新女性。

1919年的五四浪潮也拍打到湖郡女校，王会悟与同学好友向校方提出罢课游行要求，但教会学校不允许女生上街。王会悟与毛彦文、朱曦、陈达人等六人被推选筹组学生会，借助湖州学生会力量，于5月8日晚上集会，有人还割破小指血书“良心”以表决心。次日，湖州地区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湖郡女校等七所学校的学生在府庙集中，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王会悟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列，手举标语，高喊口号：“废除二十条”“还我青岛”等。经过五四运动的逐浪弄潮，王会悟深感中国妇女只有加入组织起来的先进队伍，唤醒大众的民主思想觉悟，在民族的独立解放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解放。

1919年9月，王会悟在沈雁冰的帮助下，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湖郡女校，奔赴新希望的所在地上海。沈雁冰为王会悟介绍的第一个职位，是担任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注：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夫人）的秘书。沈雁冰告诉王会悟，徐会长委托他找一个聪明伶俐、英文很好，有写作和办事能力，有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决心的新知识女性做秘书，这个人正是你啊！

的确，王会悟担任秘书职务相当称职，进步也快。一次她帮徐宗汉整理书桌上的文件时，发现了一本叫《解放与改造》的杂志，里面有篇署名作者李鹤鸣的《女子解放论》文稿引起了她的注意。此文剖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由来，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喊出了“女子也是人”“男女共有世界”的口号。作者真名就是李达，笔名鹤鸣、鹤。

李达，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现属永州市）的佃农家庭，曾先后入读永州中学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1913年以湖南统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录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1920年8月，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汇入陈独秀、俞秀松等人的建党行列。当时王会悟已成为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与李达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他俩开始了恋爱生活，并于1921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家里举行婚礼。

【“初心”印记】

王会悟回忆，在同李达热恋和蜜月期间，除了谈情说爱，还谈理想抱负。在讨论入团（注：王会悟因工作需要始终没有入党）和建党的初衷时，李达说得最多的是三条：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天下为公，建党为民，入党爱民，共产党无自己私利，只有人民公利。二要改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状况，上海的外国租界和星级酒店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吃一顿饭可花掉百姓一年的生活费，贫民窟里劳苦大众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绝不合理。三要建设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团结共和，国家文明富强。王会悟又补充两条：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有限政府，人民监督。

（“下篇”将于1月22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