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古代的一个官员和21世纪嘉兴市的“全国百强县”，怎么会扯到一块？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你可别说，这还真有点渊源。

嘉兴作为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带，乃是江海湖河交会之处，扼太湖南走廊之咽喉，与上海、杭州、苏州、湖州等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里，区位优势明显，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全国负有盛名的经济文化强市。早几年，嘉兴市所属的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以及市本级的南湖区、秀洲区，就是全国经济发展的百强县或百强市辖区。2019年，海宁市、桐乡市、平湖市、嘉善县，都在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一百强的70名以内。嘉兴市五县（市）两区的县域经济竞争力，在国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来说，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要看这个区域的生产的产业结构、区域特点等，还要看区域面积大小、人口密度，这些指标，决定了区域的财政收入、税收贡献度等。区域划分如果不合理，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制约。讲到这里，就要说说嘉兴区域内行政区划的由来了。

往早了说，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嘉兴这片区域里，就设置有由拳县、海盐县，两县归会稽郡管辖。此后，嘉兴的行政区域划分几经变化，名称也多有不同。限于篇幅，笔者不做赘述，在这里只重点讲讲明代初年嘉兴的区域管理及经济情况。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尚未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将“嘉兴路”改为嘉兴府。明朝建立后，和苏州府、松江府一样，嘉兴府直接归中央朝廷管辖。明洪武十四年（1381），嘉兴府划归浙江布政使司管理。从此，嘉兴府就一直归浙江省管辖。

在明代，嘉兴境内的区域划分几经更迭。到明宣德初年，整个嘉兴府，北部有嘉兴县，包括如今的南湖区、秀洲区、嘉善县；东部为海盐县，含如今的海盐县、平湖市；西部是崇德县，范围大致为如今的桐乡市。当时，海宁县属杭州府管辖。

元末战乱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因此，明王朝建立初期，便施行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如保护小农私有制，让元末战乱时逃离的农民继续回来耕田，鼓励农民垦荒，承认已垦荒耕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朝廷还通过法令，放宽佃农与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使佃农有了较多的自由，手工业工人的地位也有所改善。

这些政策，使嘉兴府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较快，并带动了嘉兴府许多市镇的兴起。嘉兴县、崇德县一带的农民，种桑养蚕，将蚕丝织成各种华丽的丝绸，卖到全国各地，以致“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在毗邻的松江府影响下，嘉兴府三县和杭州府海宁县，开始广种棉花，纺纱织布。海盐等地，将棉花纺成纱，又织成布，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将此业传承下去。据明天启年《海盐图经》记载，当时，纺纱的人每天产量可达一二十两，织布的人每天产量可达一匹。不过，农民纺纱织布所得，大部分都交给了官府，或者用以偿还债务。一年下来，自己所剩无几。

明初期的嘉兴府，农民耕田劳作，上交官府的赋税特别沉重。由于朱元璋抑制豪强、仇视富豪，屡屡将民间的有钱大户随便找个罪名治罪，然后将这些大户的田地全部没收充公，导致官田增多。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浙江，嘉兴府官田最多，达129万多亩，占总耕地的28%。官田纳税，比民田高出许多，如官田每亩征粮为7斗（约210斤），民田则每亩征粮15斤左右。赋税如此之重，是由于嘉兴地处富庶地区，为“鱼米之乡”，又依傍运河，每年得上供京城大量漕米。

明代的文德翼在《严漕兑议》一文中指出，江南的赋税，浙江为最重；其中，只有浙西（含嘉兴府、湖州府）承担了漕粮任务，漕粮任务又属嘉兴府最多。全浙江夏秋两季的税收米，共251.0299万石（约三亿多斤），仅嘉兴府一地，就几乎承担了浙江的一半漕粮任务。

文德翼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嘉兴赋税沉重的情况。赋税繁重、管理不力等原因，导致嘉兴府农民不堪负担，社会严重动荡，民户逃亡和户口隐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嘉兴市志（1997年版）》记载，明洪武年间，嘉兴府有人口110万人，而明宣德年间，减少到了83万人。

明初，嘉兴府的知府也经常上奏朝廷，认为嘉兴赋税沉重，且区域行政管理不顺畅。明宣德皇帝也为此头痛，但嘉兴府对朝廷来说，实在是块风调雨顺、粮米充足的宝地，他一时也想不出一个管理良策。于是，明宣德四年（1429）三月，宣德皇帝委派浙江巡抚、大理寺卿（相当于浙江省长、最高法院院长）胡概，到江南巡视，特别是到嘉兴府各地详细巡视，看看到底情况怎样。

要说这个胡概（1385—1434），在朝廷中也是一个既有经世致用之策又有较大魄力的大臣。他本姓熊，字元节，江西丰城人，幼时父亲去世，后随母亲改嫁到胡家，因此姓胡。明永乐九年（1411）高中进士，曾担任御史、按察使，宣德年间升为浙江巡抚、大理寺卿。在他担任浙江巡抚、大理寺卿期间，浙西一些豪强勾结郡邑府县的官员，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残杀无辜百姓。当时，海盐县就有个恶霸，名叫平康。这一恶棍聚集八百余人，欺行霸市，骚扰地方，无恶不作，官府也奈何他不得。胡概将处置平康团伙作为一个“下马威”，经一番部署，将平康捕获，并立即斩首示众。随后，胡概又把为非作歹的首要分子数十人全部拿下，处以极刑。他雷厉风行的举措，令当地治安情况迅速好转。

胡概巡视嘉兴府过程中，经过实地察看，一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认为，嘉兴府当时管辖嘉兴、海盐、崇德三县，“为里一千九百有九，民二十九万六千三百户，税粮八十五万余石。”（《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嘉兴府还要承担额外增加的军饷、贡赋等，这些赋税数额，高出其他府好几倍。地方太大，管理困难，导致匪盗纷起，民不聊生。如崇德县地方太大，许多歹徒纠集一起，作恶多端，纵然官府有心剿灭，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大民伙，势难专制”。嘉兴府地域如此之大，政事又如此繁杂，所以“宜增设县治，建官分理”。于是，胡概上奏宣德皇帝，以“地广赋繁”为依据，奏请朝廷将嘉兴府拆分，增设县一级区划。

应该说，宣德皇帝还算是实事求是的开明之君，他接到胡概的奏书后，又派出吏部员外郎奈亨，率领浙江官员，对嘉兴府实情进行仔细论证。明宣德五年（1430），皇帝正式下诏，将嘉兴府嘉兴、海盐、崇德县拆分，增设诸县。具体为：嘉兴县西北境设秀水县（秀水县于清宣统三年十二月并入嘉兴县），嘉兴县东北境设嘉善县；海盐县境内增设平湖县；崇德县境内增设桐乡县（崇德县于1958年11月并入桐乡县）。就此，嘉兴府下辖七县，称一府七县。海宁县仍属杭州府管辖（1949年5月，海宁县解放，属嘉兴专区管辖）。

拆分嘉兴府这一举措，在如今看来，也算是划小核算单位、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自明宣德年间开始，四五百年内，嘉兴府县一级的体制基本未再变动。

此后，嘉兴府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日渐繁荣，棉布丝绸行销南北，远至海外，秀水县王江泾镇的丝绸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秀水县濮院镇丝绸“日产万匹”，名闻遐迩（后濮院镇划为桐乡县管辖）。嘉善县有着“收不完的魏塘纱”的谚语，明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兴为浙西大府……江东一都会也。”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嘉兴区域略有变动，如嘉善县曾并入嘉兴县，海盐县曾并入海宁县、平湖县，但区域面积基本未变。

从嘉兴的区划变迁可以看出，明代浙江巡抚胡概当初析分嘉兴府的建议，确实有理。如今，嘉兴市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干劲十足，五县（市）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如日中天，名列全国前茅。欣喜之余，我们也不能忘记胡概当时正确的析分建议。你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