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夏坚勇

一、

背影

去嘉兴之前，我翻出考察江南运河时途经嘉兴的笔记。其中的有些细节很有意味：

落帆亭。亭傍河，为杉青闸路74号（亭下有一小卖部）。附近民居壅塞，停着一辆三轮车，有字：嘉兴市人力三轮（客）车597号。下为竖写：单日制。总觉得车夫就在车上，是下岗工人吗？

端平桥（南宋理宗有端平年号，桥名是否与此有关，待查）。在落帆亭南200米，单曲拱，桥东上坡有砖墩，阻止机动车通行，显然已垂老不堪重负矣。河西沿河为北京路，正在进行拆迁。都是老式的木结构房子，旧房料用铁丝捆得整整齐齐。门上可见粉笔字：“本月电费××度”，还有“拆房联系313……”。老树（行道树）上挂一店标——“秤”。另有树上挂着小孩坐的破竹椅及笊篱之类。断垣残壁上到处可见大红“拆”字，这个“拆”字外面为什么要画一个圈呢？而且举国皆然，难道有红头文件规定过？

这是上世纪末改革阵痛中的嘉兴，立此存照。

那时候，我到一个地方总是先想办法读地方志，然后再决定怎么走，看什么地方。这是从郁达夫那里学来的。我一直很喜欢郁达夫的散文，也潜移默化地学了他的一些做派，就连“涮羊肉”，也跟着他作品中的说法，改成了“煊羊肉”。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现在就省事多了，上了高铁，在手机上百度一下，南湖红船的题头图案下面，嘉兴在波光中款款走来：

嘉兴，别称嘉禾、禾城、长水、槜李、由拳、禾兴、秀州。

这中间“秀”也有，“水”也有，就是没有秀水。在我的印象里，嘉兴在古代的某段时期曾被称为秀水。对于这个小家碧玉式的名字，我一直私心悦慕。我这次之所以答应嘉兴朋友的邀约，很大程度上也是冲着“秀水”来的。那么“嘉兴”这名字不好吗？当然好，而且很好，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如果说秀水有如邻家女孩操着吴侬软语拉家常，那么嘉兴就是字正腔圆的《新闻联播》，这是两种不同的好。但我还是更喜欢秀水，喜欢那种浸润着江南地气的温婉和清丽。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正当苏州和杭州的几何中点。江南土地丰腴，气候湿润，又远离北方的政治中心，当帝王将相们在北方血流漂杵地争权夺利时，这里的老百姓在专心致志地耕耘播种，他们像在绣片上穿针引线那样侍弄土地。大自然和劳动者的造化之功，成就了这座城市的一段往事——秀水。

一座城市的别称就是她过去的背影，在嘉兴的诸多别称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槜李，因为有吴越春秋中的槜李之战。最令人费解的是由拳，这名字得之于秦始皇东巡，“有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令诸囚徒十万人掘淤于地，表以恶名，改之囚倦，后人讹为由拳。”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关于江苏丹徒得名的传说中，都是因为该地有天子气，秦始皇令囚徒挖断地脉，且表以恶名。专制者对万世皇权的迷恋和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连方士胡诌的五百年后的那点事也怕得要死。由拳者，囚倦也，这个标志着劳役和苦难的地名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的孙吴黄龙三年。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南巡仅仅三年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不要说五百年，连五年也没到，秦王朝就一命呜呼了。

车到酒店，地标指示为由拳路与南湖大道的交叉口，这当然只是东道主无意识的选择，但在这一瞬间，我的思绪却豁然开朗：由拳代表着这座城市“囚倦”般的过去，而南湖则是古老中国新生的起点，在这两条路的交叉口，我开始这次嘉兴之行。

二、

陶仓

起初以为陶仓的出典是储存陶器的仓库，便想到宜兴那些烧造陶器的乡镇，家家的围墙都是用坛子或夜壶砌成的。后来才知道是陶家的粮仓。陶家旧时是这一带的大户，清代晚期曾出过一任两广总督，那是封疆大吏，很厉害的了。可以想见，当初陶家庭院深深的大宅门内，曾发生过多少爱恨情仇和人世沧桑，一个江南的名门望族，在其升腾和坠落中，也曾诗礼传家，也曾金粉绮丽，也曾舞榭歌台，也曾生老病死。但随着旧时代的终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陶氏庄园渐去渐远，只剩下了两座粮仓。

为什么留下的是两座粮仓呢？也许因为它体量宏大，也许因为它解放后曾做过人民政府的粮站。但在我看来，根本原因还在于粮食太重要了，因此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是把最大最好的房子用于存放粮食。我年轻时在乡下当过农民，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最堂皇的建筑就是仓库。我所在的那个队为了建仓库，扒了所有地主富农的祖坟，翻尸倒骨，把棺材拿出来加工成房料。那五间砖墙草顶的粮仓，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生产队解体时，仍然是全队最好的房子。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宏观上说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微观上则是一个地方的生活情调，是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中国人搞饭吃搞了几千年，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我当农民的那个时候，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屁眼晒臭了，目的却极其卑微：吃饱肚子。若干年以后，我读到一篇反映饥饿年代乡村生活的小说，内容早已淡忘了，只有那题目一直铭心刻骨：《狗日的粮食》。是的，只有在饥饿的煎熬中，人们才会咬牙切齿地发出那样的祈求和诅咒：狗日的粮食。我家的河对面是公社的粮站，那几乎是农民心目中的圣地。“三世修不到供销社，七世修不到粮管所”。可见粮站的地位何等尊崇。我曾想通过关系到粮站去当临时工，但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那天，当我神情黯然地走进家门时，母亲对我说：“孩子，咱没有那样好的命，还是想办法去学堂里代课吧。”虽然都是临时工，但粮站的临时工显然比代课教师的“命”好，一个饥饿年代在人们价值观上的投影，令人唏嘘。

如今，在陶氏庄园的旧址上，一幅崭新的运河陶仓理想村就像宣纸上的墨迹一样，正在悄悄地浸润开来。这是一个扎根乡野的“理想艺术社区”，也是创新乡村旅游新业态的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元素——运河、陶家、旧粮仓——经过空间塑造和内涵延伸，当仁不让地成为艺术社区的空间依托和文化支点。我起初不能理解为什么叫“理想村”，因为这名字总带点乌托邦的味道，这些年理想讲得太多了，到头来总难免失望。但陶仓的理想村是接地气的，也是烟火漫卷的，这里不仅是外地人旅游度假的胜地，也是本地乡民生活和创业的乐土，他们不再是泥腿子，而是离土不离乡的股东，是衣冠楚楚的老板。陶仓的演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十亿人搞饭吃、把温饱作为全社会最高理想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中国的乡村振兴正在经历实质性的跨越，一个旧时代的深宅大院，一个解放后人民政府的粮仓，到眼前这玉树临风般的乡野度假村，几乎浓缩了中国乡村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到现代化新农村的漫漫长途。多年来，我们为了粮食而匍匐在地，现在，我们终于站起来了。

三、

彼稷之穗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这是《诗经》中的句子。《诗经》中有的句子人们耳熟能详，那是因为后来演变为成语了；有的就比较高冷，“彼稷之穗”就属于高冷一族。但它前面的一句人们相对熟悉，成语“黍离之悲”就是从那里来的。“彼稷之穗”中的“稷”是什么作物呢？一说糜子，一说小米，一说高粱，反正不可能是稻子。《诗经》产生于黄河流域，那里没有水稻。这是狭义的稷。广义的稷其实代指所有的粮食，当然也包括水稻。中国政治辞典中所说的社稷，“社”即土地，“稷”即粮食，谁掌握了土地和粮食，谁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掌握了主宰、奴役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这就是社稷的含义，既朴素又雄辩。

“彼稷之穗”，那些庄稼的穗头啊！

在陶仓，我见识了两支几乎顶天立地的谷穗，那当然是一种艺术呈现，在两面纪念碑似的辅墙上，以红砖出墙（露榫）的手法“描绘”出巨大的谷穗图案，那是两支几十米高的谷穗啊，近看仰之弥高，远望则有如山体上的岩画。东道主介绍说，这是麦穗，创意在于体现乡野元素。我欣赏他们的艺术匠心，但我认为那不是麦穗，而是稻穗。其实，在那种写意风格的画面中，麦穗和稻穗很难区别，但我固执地认为，那——应该是稻穗。嘉兴历代的名称有好多因“禾”而生，所谓禾城、禾兴、嘉禾等皆与“禾”结缘，因此嘉兴简称“禾”。这个“禾”虽然可以泛指谷类作物，但其本义特指水稻。太湖平原是我国稻作农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离嘉兴不远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都有新石器时代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东吴黄龙三年，“由拳野禾禾生双穗”，也就是出现了一种野生的高产良种水稻，吴帝孙权以为祥瑞，改“由拳”为“禾兴”。十一年后，孙权立孙和为太子，为避太子讳改“禾兴”为“嘉兴”，而嘉禾墩就是传说中的野稻自生处，位于落帆亭附近。这个孙和的命运不好，后来在宫闱内斗中失势，死于流放。但这一段历史却在城市的名称上留下了印记。禾者稻也，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简称和别称，更是地域文明的底蕴和标识。如今，当我远远地眺望运河陶仓理想村那两支标志性的谷穗时，我想，那——应该是稻穗。

“彼稷之穗”，那些遗落在田间的稻穗啊！

1999年我考察江南运河时途经嘉兴，曾和几个老农在田头有过相当愉快的交谈。时值初冬，大片的庄稼已经收割，田野失去了斑斓的厚重感，显得惬意而舒坦。不远处，有几个捡拾稻穗的老农，那身影让我想起了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但《拾穗者》呈现的是那种潜藏在朴素而简单的画面背后的沉重和忧伤。眼前的老农却是开朗乐观的，他们一边拾穗一边高声地说笑，如同春日里踏青一般。我问他们，等会能不能帮我找一辆摩托车把我送到嘉兴，他们大概觉得我这个外地人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我是从吴江开嘉兴的客车上中途下车的，王江泾大桥是江浙两省的交界处，我想实地看看这一带运河的自然生态。他们认为，这乡野的运河有什么可看的呢？除去水就是船，他们甚至怀疑我是因为内急被司机甩下的。但他们还是答应帮我找一辆摩托车，并且陪我坐在田埂上抽烟聊天。他们不承认拾稻穗是由于粮食不够吃，只是因为自己种的粮食，丢在地里怪心疼的。他们说，老辈子人有话：一粒稻子七斤四两水哩。我不知道这个“七斤四两”是怎么算出来的，但一个农民对土地和粮食的缠绵感令我心折。他们说吃饭早就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赚钱的门路不多，造新房，子女结婚，孩子上学，都要大笔的钱。那时候有一部很风行的电视剧，其中的一句台词也被他们学来了，他们说：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不知道那次坐过的田埂，在不在如今度假村的规划之内，而那次我遇见的几位老农，别来无恙否？但第二天在南湖区一片刚刚收割的稻田边，我又遇到了一位捡拾稻穗的老农。他刚从田间归来，手里攥着寥寥可数的几支稻穗，一见到我们就大发感慨：“现在的收割机太厉害了。”他现在已经不种田了，土地都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中搞规模经营，但他不放心机械化能不能收割干净，尽管那稻子已经不属于他了。结果，他在田间转了大半个时辰，一共只捡到四五支遗穗。他一边感慨着“太厉害了”，一边朝一片农民新居走去。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在他脸上荡漾，我见识了一个老农民皱纹间那种五千年来最灿烂的笑容。

那是在新丰镇联丰村，两个地名中都有一个“丰”字。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祈望的只不过是土地上的丰收。“丰”字的甲骨文字形很有意思，为高足器皿（豆）上盛放着两支谷穗，这就是“丰”。

又说到谷穗了。“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这两句诗原先的基调很忧伤，现在，我们该用欢快而豪迈的情调来吟诵：

那一片片茂盛的庄稼，那一簇簇丰收的穗头啊！

（作者系鲁迅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