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大波“上山下乡、支边支疆”浪潮过去了，一大群在社会上“逛来逛去”的待业青年留在了城里。然而，他们的就业，成了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还没出现农民大批进城务工的情形，而工厂企业正在“抓革命、促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待业青年恰是解决企业用工问题的突破口。可是，多数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并没有招工指标，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用工方式：开票工。

开票工，就是各个用工企业在劳动部门统筹下，把用工人数分配到各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事处分解到居委会。居委会确定人员后，开出用工票，待业青年中的幸运者，拿着“票”到企业上班。

开票工所从事的，一般都是粗笨的劳动，比如企业运输班的随车搬运工，“金工车间”的勤杂工，锅炉房的拉煤工，泥工班的小工等。放在今天，本地的农村青年也是不太愿意去做的。但在那个年代，面对这最累最脏的活，待业青年们仍趋之若鹜。

尽管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但要获得这个机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僧多粥少，有一大群每天无所事事、口袋空空的年轻人都伸长脖子等在那里。指标掌握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两个“一把手”手里，所以，他们就成了许多家庭关注和“公关”的目标。

那一年，嘉兴化工厂“开票工”的用工指标分配到了我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估计街道办主任和居委会主任被我父亲“公关”过了，最后，我拿到了去嘉兴化工厂上班的名额。

地处东栅口的嘉兴化工厂，当年主要的一种产品是食用糖精。糖精的主要原料高锰酸钾，简称“锰粉”，是一种深咖啡色的粉状物。加工锰粉的化工厂第二车间，其实就是一间大工棚，与作坊差不多，地上半埋着四个直径两米左右的平底大铁锅，大地炉烧着旺火。生产糖精，第一道工序是高温烘炒高锰酸钾。操作者穿着炼钢工人一样的帆布衣服，以免烫伤，手里用一根有长长把手的大铲子，如糖炒栗子一般，反复不断地翻炒锅中滚烫的锰粉。这样翻炒个把小时后，喊班长过来查看。锰粉颜色变成黑色，就停火让其自然冷却。

我的“开票工”生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的。具体所做的，是用翻斗车把工厂外的煤炭拉进来，轮流为四个炉子加煤；待前一天翻炒好的锰粉冷却后，将大平底锅翻过来，用长铁棒“嘭嘭”地猛敲，把掉下来的锰粉收集起来，运到下道工序的车间。干这样的活，整天都是汗流浃背、灰头土脸的模样，报酬是每天1.3元，与当年的“新三届”青工相仿。在当时看来，这工作累是累了点，但收入还是可以的。

这样做了半年后，一天，班长通知我下个月不用再来上班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工友诡异地朝我笑了笑：“有人来顶你班啦！”

我很无语。这样的岗位还有人会眼红，可想而知，当年要找一份工作是如何不易。

不得不重新在家待业的我，第二年拿到了一张去嘉兴化肥厂上班的票。我兴高采烈地又到了东栅口的化肥厂上班，先是被安排在泥工班，主要是配合泥工师傅，做工厂内部房子的维修工作，或是搭建简易棚屋。我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就是一个泥水小工，拌水泥、搬砖头、拎泥桶、抬建材等，什么都做，都是体力活，与现在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一样。

由于在泥工班工作卖力，三个月后，我被调岗到机修车间做辅助工。看着一排排“630”“618”车床和大小刨床、铣床、磨床，我顿时自我感觉良好：说不定可以学点技术啦！这让我心里有点痒痒的。

第二天，大大咧咧的卢姓车间主任把我喊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你就在这里搞搞卫生，搬搬东西吧！”就这样，我与先前来的一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辅助工毛君，开始一起扫铁屑，为机床下料，搬运加工件，干的基本上又是力气活。

开票工哪有学技术的份啊！完全是我想多了。

不过，金工车间里的工人师傅，个个都很客气。他们会大嗓门喊你过去搬工件，笑嘻嘻地唤你过去清理铁屑。我最羡慕的是操作630车床的那位年轻鲁姓师傅。据说，他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属于技术工人标兵。30多年后，我在朋友女儿的婚礼上，又碰上了已成朋友连襟的鲁师傅。他依然英俊潇洒，据说，他后来担任过嘉兴化肥厂的厂长。

“开票工”同事毛君，勤恳心细，力气活忙完，就在一边琢磨下料的图纸，摆弄游标卡尺、锯床刀具，就此埋下了从事机械加工的情结。日后，他通过招工进入嘉兴矿山冶金机械加工厂，也算圆了当年的梦。后来，毛君又在职就读“电大”机械专业，成为冶金机械厂的专业人才。冶金机械厂破产转制后，毛君在朋友的企业继续从事老本行，帮忙搞机械加工，也算是终身都未曾舍弃早年当开票工时结下的缘分。

我勤勤恳恳、唯唯诺诺地在金工车间当辅助工，几个月做下来，又被调派到化肥厂的造气车间。

开票工是没有长期岗位的，实际上是一种用工补充，低端工作的辅助，哪里需要往哪里派，哪里需要去哪里。

嘉兴化肥厂主要生产尿素，而尿素要通过煤气来合成。造气车间几个硕大无比的立式煤气炉，就是制造煤气用的。来自山西晋城或阳泉的无烟煤，燃烧到一定温度，立即往炉子里浇进大量的冷水，会立即产生大量的水煤气，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合成车间，便可以生产尿素了。

造气车间开票工的任务，就是用翻斗车到煤场拉来煤，一车车地倒进立式煤气炉的大吊斗里，等倒满后，大吊斗慢慢升起，喂进炉内，供大立炉24小时不停地燃烧。拉煤工三班倒，连轴转。这纯粹是个力气活，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可言，接触的只有汗水和煤灰。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工资每天1.5元，这可是比当年的“新三届”高一些了！

比我先到造气车间做开票工拉煤的陈兄，成了我的膜拜对象。他三班倒拉煤，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魄。拉煤间隙，他则捧着书自学日语，下班后再赶到老师家补课，解决疑难问题，回家后还会看书到深夜。两年后，开票工陈兄考上了杭州大学日语系，真是“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能吞吴”。后来，陈兄学业结束，被分配到嘉兴电控厂，专事企业引进先进设备的资料翻译工作。后由于日语人才奇缺，又被市外事办相中，进入“体制内”，从事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工作。那时，嘉兴与友好城市日本富士市的各项活动，基本都是陈兄担纲翻译。用现在的话讲，陈兄就是“屌丝”逆袭成功的典范。

如此逆袭成功者，还有一位当时在毛纺厂做开票工的夏君。他同样是边工作边学日语，考上杭州大学日语系，毕业之后在江苏连云港市从事翻译工作，后也是被嘉兴外事办看中，返回家乡，从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再后来，因他对日本文化涉猎精深，且对两国国际交往拿捏精准，被中国驻日使馆专门抽调派驻日本，从事外交工作多年。

那几年，我还曾在毛纺厂原料公司做过开票工。这个岗位，是与运输公司派过来的大叔大爷为伴，用平板车搬运羊毛包，拉到仓库里，踩过跳板，背到五六米高的毛包堆上叠起来。闲暇时，听他们用苏北腔讲各种荤素的段子，体验了豪爽与苦乐相伴的乐趣。

我们开票工在原料仓库挑选羊毛，用筛子把干结的羊粪和羊灰筛选出去，将优质羊毛送到生产车间。经过各道工序，就有了名扬全国的“嘉毛呢绒”。

那个年代，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这些节点里，曾经有一群被称作“开票工”的年轻人存在。他们正处于社会变化、改革开放的前夜，为国民经济的重启，为生产建设纳入正规渠道作出了铺垫。一大批开票工，曾经的迷茫青年，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习”，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如我这样的，遇见了有如陈兄、夏君和毛君那样的工友，互相鼓励，互相学习，为之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了不可多得的基础。他们在这方面的获得，远非如今在宠爱中成长的年轻人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