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三年（1877），石门知县余丽元，请帑修建的司马高桥落成不过一年，正踌躇满志呈请重修倒塌的西城门城垣，却万万没有料到，因两个押解进京的人路过司马高桥，彻底颠覆了他的命运。这是被后人称为“清代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们小时候戏文里经常会听到的故事。这桩案件发生在余杭，经余杭、杭州府屡次审理屡次翻案，扑朔迷离。杨乃武的姐姐上京控告，18名浙籍京官联名上奏，最后慈禧降了懿旨命浙江巡抚杨昌濬提集全案人证入京，交给刑部审讯。杨乃武与小白菜一路坐船经运河北上，当时的过境知县大都虚应一下放行，余丽元亦不例外。谁知道后来奇案得雪，浙江承审的官员均受到了处理，余丽元自然不能幸免，被削去官职。此时，距离其重建这运河上的高桥也不过一年光景，谁能想到，命运如此离奇，好在被殃及池鱼的知县是个豁达之人。倒是这见证悲喜的古桥，每日枕着滔滔的运河水，兀自风流。

我是在一个阳光极盛的早秋上午，来探寻这古桥的。

“司马是个人名么？”同伴胡晨好奇道。“非也。”正站在古桥河岸近距离端详桥联的我，摆手道：司马是一个官衔，古代中国司马为夏官，掌军政和军赋，后为兵部的名称。这座桥原来叫南高桥，重建时，知县得到兵部库银的支持，故取名为司马高桥。

司马高桥的位置大概位于崇福镇城南，隶属桐乡，南北向跨京杭大运河古道。崇福历史悠久，我小时候常听老人称之为崇德。春秋时崇福为吴越边界之地，称御儿、语儿，五代十国时的后晋三年（938），置崇德县。康熙元年（1662）避皇太极讳，故改为石门县。民国初又复称崇德县，镇一直为县治，直至1958年撤销崇德县，并入桐乡县。文革期间曾一度改为红卫镇。在成为司马高桥之前，古桥在明洪武年间即已成，清乾隆十四年重建，同治三年兵毁，光绪二年余知县重建此桥。

《宋史·地理志》有载：崇德“地有布帛、粳稻之产”，正是它作为稻、麦、桑主要产区的精准注解。尤其在宋室南渡之后，崇德为大运河流经之地，离京都临安又近，官吏和世家迁居崇德附近者不少。桑林稼陇，四望皆沃土的崇德，手工业者和商贾也随之汇集，遂日渐繁荣，成为江南有名的市镇。前些年，和父亲聊天时，才得知当年奶奶离开从小生活的苏州，义无反顾跟随爷爷来到海宁乡间，居然有十年时间与亲人互不往来。直到后来奶奶的弟弟从苏州登船后沿着运河一路寻来，在崇德上了岸，才最终打听到奶奶的讯息，被割离的亲情才再度续沿，于是，崇德与我有一种特殊的情缘。更不要说，20岁那年同窗四载的闺蜜正是分配在崇福医院，我时常会在工休时间来探望她，崇福又有了属于青春的记忆。

在成为司马高桥之前，南高桥在明洪武年间即已落成，距今足有600多年的光景了。此刻，秋阳正浓，司马高桥却有着意料之中的寥落，两岸鳞次栉比的民居悉数人去楼空，古桥像一个佝偻老人孤寂地耸立在古运河之上。梧桐、香樟、构树及不知名的灌木均野蛮生长，窄巷之中孩童的戏闹再不可闻，唯有寂静的风依然执着地吹过。是那贴在墙上的旧日店名，还在默默陈述着昔日的繁荣。很少有船打它身下经过了，尽管它是桐乡市京杭大运河上原有的18座古石桥中仅存的一座古石拱桥，作为一座桥的功能它正在渐渐地褪去，而作为一段历史的钩沉和见证，它却显得越发弥足珍贵。晴日之下，草木丛生，人烟稀至的古桥岸边，我谛听到的是繁华落尽后的寂静，数百年的光阴，记住它的仿佛只有古运河里经年不息的流水。

东侧桥联的南端紧贴河岸，抬首间就读到联石上的楷体阳文：白栏依雉堞情深秋水溯伊人。据说作为上联的北岸应是：碧浪驾舆梁事隶夏官资共济。只是探寻不易，但也不妨碍遐想：原来余知县也是在这样秋光潋滟的晴好之日，溯水望伊人。比余知县更执着的是桥顶四角望柱上的两对石狮，风雨日复一日侵蚀着它的肌理。从过尽千帆，到人迹罕至，仿佛不过是一场春日快梦，就算几幢现代化的高楼从旧屋后突兀拔起，石狮亦不曾抬一抬它的眼帘。

它是也想着过去吧，是在等晚村先生夹着书本披发佯狂踽踽独行而至么？是在等那对油纸伞下着麻布衫的朴素少年相携朝三香吟馆疾步而去么？年长的是陈万青，年幼的是陈万全，哥哥即是高中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纂修《四库全书》及《永乐大典》等大型书籍，又历任乡试、会试同考官及陕甘学政吧。至于弟弟得二甲一名（传胪）后至兵部侍郎，皆是好儿郎呀。似乎还在等，那星夜下匆匆而来的女扮男装的人影是秋瑾吧，这里有她志同道合的挚友徐自华、徐蕴华姐妹，二人以三十两黄金相助起义军饷，并受鉴湖女侠重托身后之事。或许还等过康熙二年四月的那场盛事吧，那个立于船头微仰着头，绕有兴趣一睹两岸风光的落拓身影不正是梨洲老人么？此刻他是要去赴晚村先生之邀吧，共同书写一场诗酒唱和、编著论学的佳话。

我站在司马高桥上，远望横街方向，竟然也等不及了，下桥疾步而去。

二

过新式春风大桥，见运河水长，浩浩汤汤穿桥而去。下桥，左侧即见“縣街”，半明半暗的光线铺陈在旧式的巷子里，穿行其中的我时而兴致很高在明暗之间迂回。从角门偶有出入的主人，或许相遇的地点还有可能是在羊行弄、保安弄、西寺弄、立总管弄、庙弄、横街……

东西走向的横街与各条巷弄之间形成鱼骨状的建筑格局，前店后宅的传统风貌保存完整，有劳作的人影正在堂前敲打着磨具，偶尔抬一眼遇见我们好奇的目光，又波澜不惊低下头去。屋前废弃的水泥槽里，随意扦插的碧草，在阳光里绿意沉沉。至于低处颇有创意的塑料水壶，被抠出的规整破口里，蒜头正探出好奇的幼芽，等西北风起时蒜薹早就亭亭玉立，一碗红烧酥羊面里，它也是要隆重登场的，转角处一簇簇盛开的一串红此刻倒显得庸常了。

街弄一条条紧挨着，细长的立总管弄是因为陈万青、陈万全兄弟而被后世记挂。当年兄弟二人从寄宿的南门会馆到西寺去读书，走的正是这条巷弄，200多年过去了，人已非，而物尚在。比陈氏兄弟早100多年走出这个江南小镇的，是横街上另一座古宅里的劳永嘉，明万历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这坐北朝南前后三进的院子，后来在民国初年成为地方名绅徐乃宣的住宅，他的长女是徐力民，曾在此办学，她嫁给的那个人，你一定听说过他的故事，他叫丰子恺。

丰子恺与徐力民是1919年完婚，婚后一个月徐力民就跟随丰子恺移居上海。1927年秋天，丰子恺在上海自己寓所，接待了已在杭州出家多年、如今法号弘一法师的昔日老师李叔同。也就是这一年，一个婴儿出生在徐氏崇福老屋旁的程家，他叫程庆国，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而当我在灼灼的阳光里默默端详着四进的古屋，不禁异想天开：这位后来的桥梁结构和铁道工程专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幼时对家乡司马高桥的记忆过于深刻，才有了这番情有独钟。

古屋自然没有答案，待到西横街保安弄22号，又一个家族的历史，引人顿足。这座孕育了吴滔、吴衡、吴徵、吴彭一门四画家的庭院，依然还在。老屋边的细窄巷子里，光阴摩挲过的石板路上，细小的青草从缝隙里探出绿意，衬得巷子越发幽静。那个与吴氏祖孙三代均有着深厚情谊的吴昌硕究竟有没有来过呢？我寻思着，在被誉为“海上四大家”之一的吴徵的画幅里，这古屋是不是也曾被铺设在山水墨色间？

走到“待雪楼”前，三进的灰白院墙略显老态，屋门紧闭，杭州名士孙元培撰文并书丹的《待雪楼记》砖刻据说依然嵌于楼下拈花吟馆墙壁上，自然无缘得见。想来，在这深锁的院落里，180多年前，那对酷爱金石和诗文的蔡载樾、蔡锡琳父子，定然是如钱泰吉所书“任渠风雪扑窗寒，坐拥群编地尽宽。未老已闻从仕懒，爱闲益信在家安。交情郑重诗能见，雪意殷勤岁欲阑”这般广结文友、吟诗唱对、淹雅好古。那个晴烟坠地的冬日午后，振衣而上的清雅书生，不正是嘉兴新篁清仪阁张廷济么？

狭长的横街空空荡荡，或许，一场热闹是在“兴乐茶馆”的老式茶桌上徐徐展开。不过如此多的故事，一杯茶大概只来得及一个开场。

看不尽的古屋深巷，在正午的秋阳里，我仿佛沦陷在一场寻幽的电影里，一幕幕纷至沓来，又一场场悄然隐去。古镇的人们在自己的时光里习以为常，而我却在别人的故事里亦步亦趋。

三

其实我还有一个更想去的地方是庙弄19号，那是徐自华、徐蕴华姐妹的旧居。

徐家为簪缨世家，祖父徐宝谦光绪庚辰进士，官至安徽庐州知府，父亲是国学生。徐自华生性敏慧，嫁南浔梅家儿郎，婚后7年，夫亡。寡居。南浔富商张牟群创办浔溪女学，聘请徐自华担任校长一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经嘉兴褚辅成介绍，秋瑾至浔溪女学任教，两人一见如故，经秋瑾介绍，徐自华与妹妹徐蕴华加入同盟会。

秋瑾不久后就离开南浔，徐自华因父亲病重也辞去职务回家侍奉双亲。徐父病故后，秋瑾闻讯前来崇福吊丧，并在徐家留有半月之久。在得知秋瑾缺乏筹办《中国女报》资金时，姐妹二人变卖部分家产凑足1500元，送达上海，资助办报。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女扮男装的秋瑾再次来到崇福庙弄19号，一场腥风血雨的革命蓄势待发，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姐妹的最后一次相聚。徐氏姐妹再次倾囊相助，当三十两黄金交到鉴湖女侠之手时，她脱翠镯相赠留作纪念，并约定莫忘“埋骨西泠”之约。

当鉴湖女侠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时，徐自华悲痛欲绝，笔墨之间全是悲恸：“过从夜半叩柴扉，握手心惊瘦若斯。痼疾愈深嗟乏术，重衾犹冷泥披衣。热诚爱国遭诬易，公益忘身力疾归。凄绝一声依去也，至今耳畔尚依稀。”

这世间，总有一种情义是山高水长。在桐城吴芝瑛的资助下，徐自华、徐蕴华姐妹数次往返绍兴，冒着危险最终把秋瑾的灵柩从绍兴荒山偷偷移至西泠桥边安葬，徐自华撰写墓表，实现对知己的承诺。

失去至交的徐自华，投身民主革命，她和妹妹腹有才气，同时为南社的重要女诗人。为承秋瑾遗志，在上海创办的竞雄女学，徐自华受邀担任校长16年，并在秋瑾之女长大成人后还其以校长一职，归还了其母亲遗物——翠镯。1935年徐自华病逝于杭州秋社，二年后归葬孤山。一对真正的生死之交，完成彼此的重诺，得以“埋骨西泠”，此后经年均能相对于西湖山水。青山碧水的绵长之中，最重的那笔永远是人间至情至性。

正午的阳光此刻悉数辐照庙弄，我从庙弄1号开始细数，居然数过了20号，就是不见19号的踪迹，来来回回数次，仿佛人间蒸发。我错愕在阳光里，15号附近的小弄处有围了篱笆，二层房舍正在修葺，难窥其容，想来这就是那历经风雨、见证三位杰出女性情义的小楼了。绕至后弄，一座新修的房屋挂着“伯鸿城市书房”的匾额，正呈邀约之势，信步推门而入。书房内鸦雀无声，高挑的二层庭院内设有蒲团和矮桌，四处沿墙摆放了满柜的书籍，一对母女正坐在回廊上，各捧着书本安静阅读。“真是个安静的去处。”我和同伴克制着声响，相视一笑。“总有一些安排是恰到好处，比如此刻窗外的晴好和屋内流动的寂静时光。”我踮起脚尖隔着窗棂望着那处正在修缮的房舍，不禁想。

四

崇福的故事里，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不提及的，那就是吕留良，别号晚村。在紧挨着司马高桥的中山公园内，还立着民国二十二年十月蔡元培先生为其题的：先贤晚村先生纪念碑。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康熙年间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后削发为僧。后又隐居吴兴讲学，子弟众多，提倡反清复明，成为一方大儒。其死后曾静读其书受其影响颇深，于雍正六年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被告发下狱。雍正十年吕死后49年被剖棺戮尸，著作焚毁，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放宁古塔，惨烈之状列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有关吕留良各种版本的故事在世代居民中流传，崇福至今有留良村，在我小时候懵懵懂懂的记忆里，女侠吕四娘怒斩雍正替祖父吕留良报仇的故事，常听不厌。在同为嘉兴人金庸先生的武侠故事《鹿鼎记》里是以吕留良见黄宗羲和顾炎武开场的。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等，也一再提到吕四娘。虽然是小说中虚构的人事，却足以令人想象这个江南小镇的家族，具有怎样的影响力，在历史的长空里，发出了那响彻云霄之声。

如今，这沉郁古朴的中山公园，时常有各方人士前来凭吊，同处于公园内的清代“孔庙”和明嘉靖年间的“文壁巽塔”，仿佛两个慈祥老人陪伴着晚村先生，在这并不全然静默的岁月里，延绵着一代风华。

午后，被古树下的缕缕清风吹拂着，看光阴斑驳，我想：每一个古镇流动的风姿，是以鲜活的日常为底色的，而为这片土地固色的正是来自岁月深处的精神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