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

我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母亲在海宁县城硖石镇中丝三厂工作，我父亲是锅炉工，母亲是缫丝工。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我被送到萧山外婆家找一个亲戚喂奶，断奶后被送到桐乡乡下一个叫作“李家坝”的小村庄，由爷爷奶奶抚养到虚岁八岁，再到海宁上学。而我的三个弟弟妹妹，都是爷爷奶奶找的奶妈，断奶后全都由爷爷奶奶抚养——可以想象，那几年他们俩是怎样的辛苦！

我们兄弟姐妹在乡下共同度过的童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记忆中既有很多辛酸，也有很多快乐。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我们的父母在工厂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比很多赤贫的农村人家好得多，但生活依然过得很艰难。记得每个夏天，我爷爷会买一次西瓜让我们尝尝。三分钱一根的棒冰，整个夏天最多吃上一两次，有时甚至连一次也吃不上。真正难挨的是冬天，我清晰地记得某个寒冷的日子，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冷得挤在灶膛前呜呜呜地哭，灶膛里的柴火早已熄灭。挨饿的记忆也是深刻的，1959年，我曾经把水草当饭吃。我是1960年初到海宁的，虽然城里的粮食也越来越紧张，但每月有定粮，父母亲所在的丝厂还间或发给一些蚕蛹，因此不会过分挨饿。我后来才知道，我离开乡下后，我妹妹和小弟吃过榆树皮。他们留下的记忆是：吃了榆树皮后，拉屎都拉不出来，非常难受。

那些快乐的事情是：我们兄弟姐妹在一块儿割草、赌草、爬树、抓鱼、摘桑葚、用小石子玩一种叫作“丢七”的游戏……我虚岁八岁以后虽然在海宁上小学，但每个暑假都是在乡下和兄弟姐妹一块儿度过的。我们在田野里割草时常常停下来赌草。虽然我们的草都是喂家里的同几只羊，但谁的草多谁的草少，毕竟要过爷爷那一关，加上赌草本身带来的乐趣，所以我们还是赌得很起劲。赌草的工具是镰刀，把镰刀甩出去，镰刀正面朝上，一分；反面朝上，两分；刀尖插在泥里，刀把靠在地上，三分；刀尖朝上，四分；刀尖插在泥里，刀把高高朝上，五分；刀背朝下，刀把挺直朝上，六分；刀把插在泥里，刀背朝天，七分。我们在赌草时争吵、尖叫、欢呼，往往我大弟是声音喊得最响的一个。我们三兄弟赌着赌着就忘记了时间，这时最冷静的就是我妹妹，她会及时地提醒我们停止赌草，乖乖地去完成割草的任务。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年龄只相差五岁。我是老大，1953年出生。最小的弟弟1958年出生。我的妹妹和我大弟同一年出生，但不是双胞胎。妹妹富凤1955年2月出生，大弟富荣1955年12月出生。小弟富生出生后，我母亲到医院里去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不然，如果顺其自然的话，凭我母亲的生育能力，我想我起码会有十几个弟弟妹妹。如果有十几个弟弟妹妹——那吵翻天的热闹，该是人间多大的乐趣啊！当然，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就活得更艰难了！

我母亲生我妹妹时大出血，差点儿把命都丢了——她后来就把气出在我妹妹身上。对这个唯一的女儿，她没有丝毫母爱。我妹妹虚岁十岁才来到海宁父母身边。由于我爷爷奶奶所在的那个村子实在太小，人太少，我们小时候很少跟别人交流，所以我们三兄弟都有语言障碍。我妹妹虽然没有语言障碍，但她虚岁十岁来到海宁时，连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再加上我们对父母的陌生感——那时他们每年只在春节时来乡下一次，我刚到海宁时好几个月不肯开口叫“爸爸妈妈”，后来他们用了打骂和不给饭吃等惩罚手段，我才被逼着开始叫他们。我忘了妹妹是否和我一样，但我记得我母亲几乎天天不给她好脸色看，骂她打她比骂我打我还频繁。那时候我们最幸福的事是父母两个人都上夜班，晚上放学回来我们就有了难得的心情放松的几个小时。

而命运的变化总是出人意外，许多年许多年后，当我父母亲都老了，最辛苦最周到地照顾他们的就是这个他们一直不喜欢的女儿。

我和妹妹来到父母身边后，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睡在一张小竹榻上，跟我父母的床相隔不到一米的距离。父母的床后面架了三块窄窄的木板，那就是我妹妹的床。我的床尾是门，门后放了一个马桶——这样的居住环境，可能是我母亲脾气一直不好的重要原因。

我妹妹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人。有一件事我一直非常遗憾和自责——由于我和父母对她的冷漠和不负责任，她白白丢失了上高中的机会。那还是在文革期间，妹妹初中毕业后去了乡下爷爷奶奶家，在那里割草和干农活。那时上高中的名额是很少的——我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当工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大着胆子去试了一下，结果因数学只答出一道题，总分够不上大学录取分数线——但其他几门考得不错，后来被中等师范录取。我妹妹以为自己没资格进高中，就在乡下呆了好几个月，没去高中报到。后来就下乡在海宁农村。两三年后，我偶然从一本书里翻到妹妹的初中成绩单和高中录取通知书——她初中毕业时各门课的成绩居然如此优秀，所以她被高中录取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我已在海宁化肥厂工作，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各种不顺，沉浸在青春期忧郁之中，对妹妹缺乏应有的关心，对家里收到她的高中录取通知书这件事，我居然一无所知！有时候我想：凭她初中时那么好的成绩，她进高中后肯定会越来越优秀的，说不定——恢复高考时她会比我考得好，直接就考上了大学，那么她后来的人生道路就会顺畅得多。

残酷的是：命运是没有假设的，人生不可能重来。

她下乡的地方尽管离家不远，步行四十分钟就到家了，但由于父母对她的冷漠——尤其我母亲对她始终是冷眼相向，她很少回家。她下乡的几年中，我父亲可能去看过她一次，我母亲始终没去。有一次妹妹回家烧了点菜要带到乡下去，还被母亲狠狠骂了一顿。

妹妹下乡后，我向父母建议，我们给她一点资助，我建议他们每月给妹妹七元，我给三元，这样凑成十元整。他们拒绝了我的建议。所以那几年在乡下，她过得挺艰苦的。

她嫌“富凤”这个名字不好听，想改成“赋虹”，结果我父亲反对。那时我们都不敢违背父母的旨意，所以名字没改成。

妹妹后来进了海宁布厂，后来又下岗，下岗后她东打工西打工的，收入总是很微薄。尽管生活一直艰难，但她还是很乐观的。有一件事曾经把我们大家惊吓了一番。她一段时间总是下腹疼痛，她忍受了很久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卵巢巧克力囊肿，要动手术。开刀那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等在手术室外。医生说手术要好几个小时，我就去父母家办一点事，不一会我妻子突然哭着跑回来告诉我：医生说富凤的病治不好了！我大吃一惊，赶紧跑回医院，手术仍然在进行中……后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不过还是让人感到后怕：医生打开她腹腔后，发现里面已烂得一塌糊涂，好几个医生说是大肠癌晚期，没办法治了，缝上肚皮听天由命吧。只有主刀的医生感到疑惑，于是她就在我妹妹的腹腔里仔细察看，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由于我妹妹的阑尾炎拖得太久，这个阑尾完全烂掉了，不仅把整个腹腔弄得一团糟，而且这个腐烂的盲肠离开了原来的部位，从腹部右边移到了左边，紧贴在大肠上。医生成功地做好了手术，救回了我妹妹的一条命。如果没有这位医生的细致严谨，我妹妹肯定早已离开了人间。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位医生表示感谢，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也许因为闯过一回鬼门关，妹妹对人生的态度就洒脱了好多。尤其退休以后，她每月只拿三千多元的退休金，却把日子过得比富豪还潇洒。平时她用钱很节省，精打细算，省下来的钱她就去到处旅游，甚至“周游列国”。她总是报那些低价团，尽量用最少的钱去游览更多的地方。她女儿女婿也对他们老两口非常好，常常开车带他们去各处游玩。

我父母亲六七十岁时，我提醒他们：现在你们四个儿女中，只有富凤和阿良（我的妹夫）照顾你们最周到。他们才开始知道我妹妹在他们晚年生命中的重要性，才开始肯定和赞扬我妹妹。母亲年龄越大，面容越慈祥，近几年她的笑容越来越像可爱的菩萨。她一笑，我们就很开心。妹妹去看望她时，只要她笑，妹妹就拍照或拍视频晒在亲人群里。

我母亲几年前住进养老院以后，有关我母亲的一切杂事，比如买尿不湿啦，买衣服和各种用品啦，交费啦，跟养老院打交道啦……都是我妹妹在辛辛苦苦地料理。还有我妹夫也很尽力。妹夫阿良厚道、勤劳，他对我父母的照顾，比我们三兄弟更周到，更细致。我父母对他特别信任——他们在医院或者在养老院时，特别盼望阿良去看他们。去年开始，我虚岁90岁的母亲因小脑萎缩而痴呆，都认不出她的四个儿女了，但阿良去看她时，她仍凭本能对他发出亲切的微笑。

我妹妹虽然在自己的生活中特别节俭，待人却绝不小气。几年前我生肺炎时，她买了一袋虫草给我补身体，后来我偶然之间走进药材店看看虫草的价格，大吃一惊：我估计那一小袋虫草的价格在七八千元左右，那是她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