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

我对弟弟妹妹的称呼是叫他们的名字：富凤、富荣、富生。从小就习惯了这样叫。我想，如果我一直叫“妹妹”“弟弟”的话，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小时候在桐乡农村，我的弟弟妹妹按照当地的习惯叫我“阿嘎”，后来我父亲让他们按海宁的习惯叫我“阿哥”，没有人用普通话叫我“哥哥”。

我的大弟富荣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会说好话的。比如我生病时，他就会说：你是我们的老大，你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这些话听起来毕竟是很暖心的。

大弟四岁的时候，发生过一件危险的事。有一次，我、妹妹和大弟在河边玩（当时小弟还在奶妈家），大弟一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这是一个很陡峭的河岸，岸边的水就很深，大弟一下子被水淹没了。我和妹妹吓得不知道怎么才好，连救命都不会喊。幸运的是，河对岸正好有一个邻村的男子在地里干活，他看见大弟掉到河里，立刻跳下水拼命游过来，把我大弟救了起来。

我虚岁八岁到海宁上小学以后，每年的寒暑假还是回乡下度过的。特别是暑假，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一块儿割草、赌草、爬树、抓鱼、和邻村孩子打架等有趣的事情都记忆犹新。

我们常常在中午时分去田里的小水塘抓鱼。江南的水稻田里，有很多直径不到两米的小水塘，这些水塘原来是用来储存肥料的，夏天到来之前，那些肥料全都撒到田里去了，空空的塘里便蓄满了水，鱼在里面慢慢生长。我们抓鱼的方法叫作“淘塘”，其实就是“浑水摸鱼”。就是两三个人站到水塘里，用力踩脚下的污泥，把塘水搞得十分浑浊——然后我们拿着网在水里兜来兜去，那些鱼在水里乱蹿，一条一条地撞到了我们的网里。我们抓到的鱼都是很小很小的，像大拇指那样大小的鱼，就被我们叫作“大鱼”。我大弟“又一条大鱼”“又一条大鱼”地大喊大叫，便喊叫便咧开嘴傻笑的情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清晰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我大弟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中最调皮的，比如我们四人一块儿割草，他往往最贪玩，回家时，他筐里的草最少。我爷爷常常会站在门口检查，谁的草多就表扬，谁的草少就骂几句。我大弟就用树枝撑在筐的下面，树枝上薄薄地撒一层草，看起来就是满满的一筐草，在爷爷面前基本上能蒙混过关。看在同胞手足情分上，我们也从不检举揭发。但是大弟如果真发起力来，却是最厉害的，割草的速度比我们都要快得多。

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跟他打起架来，他先吃了亏，居然从家里拿来一把锄头，高高举在头上要向我砸来，我没命地奔逃……以后我再也不敢招惹这个“亡命之徒”了。

我大弟是个地道的农民，一辈子都在乡下干活。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出生时还不存在户口问题，因此都把户口放在了乡下，后来开始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我父母决定把我和我妹妹的户口迁到海宁县城硖石镇。我记得迁户口的时间很紧迫，有一天我爷爷为这件事匆匆忙忙赶到海宁，下午办完事要赶回乡下——他先坐火车到长安镇，再准备坐轮船到石门，但最后一班轮船已开走，他只好步行四五十里路赶回家。经过一个桑树茂密的地方迷了路，走来走去就在原地转圈，一直转到天亮才找到了路——后来我爷爷把这次经历一直说成是遇到了“鬼打墙”。

后来户口不能迁了，我两个弟弟的户口就留在了乡下。一直等到我母亲退休，那时有规定户口在乡下的子女可以顶职，即可以把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到城里。我小弟的户口就在二十几岁时迁到了海宁硖石，他进海宁制革厂当了工人。后来我父亲退休时，我大弟可以顶职，但当时有了一个新规定：我大弟如果顶职进城的话，我父亲的户口必须迁到乡下小镇上去。我父母亲出于自私的考虑，决定不让我大弟顶职。我要求他们让我大弟顶职，还被母亲骂了一通。当

面说不通，我就写了一封好几页的信，恳切地说明让大弟顶职的重要性，又保证顶职后给他们造成的一切不便，我们四个子女都会妥善解决。当时我在海宁袁花镇的一个中学里教书，信写好后我寄给妹妹，让她转交父母。不料妹妹回信说，我父亲已经办完了退休手续。

我大弟便永远失去了进城的机会。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个人一直留在乡下。我有时候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想一下，我想他内心深处肯定会时时泛起一种被亲人抛弃的悲哀。

大弟二十来岁时，我爷爷为他订了亲。起先大弟也糊里糊涂的，没有明确反对，后来他越来越对这门亲事不满，铁了心要退掉这门亲。但按照乡下规矩，既然已正式订亲，那是不可以随便退掉的。说来也是，如果男方要退亲，那么女方家人会觉得很失面子，尤其是那女孩子，不仅自尊心会受到很大伤害，而且有损她的形象，会被人在背后点点戳戳的。因此女方坚决不同意退亲。我理解大弟，婚姻大事毕竟不能勉强，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出面去做说客。我跑到女方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番，女方虽然对我很客气，但对我提出的退亲问题毫无商量余地。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但后来大弟还是退亲成功了，据说是大队领导出面作了调解。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跟那位女孩和她的家人道一声歉的。

我爷爷曾经好几年瘫痪在床，我母亲去照顾了几个月，我小弟在进城之前也很尽职地照顾爷爷，但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大弟一个人在照顾。记得那年除夕黄昏，我赶到爷爷家里，大弟一个人坐在桌子前吃年夜饭，爷爷坐在他身边的床上吃年夜饭……那冷清的场景，让人回忆起来就感到心酸。

大弟一边照料爷爷，一边天天去田里干活，我想象不出他那时的劳累、艰难和内心的委屈。爷爷为了不拖累大弟，有一天使尽全身力气把一根绳子拴在身后的窗棂上，把绳子的另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然后往床下一滚……就这样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是我心头永远的痛——作为长孙，我对爷爷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

大弟仍然天天在田里忙，也许是太劳累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有一次得了肝炎。得了肝炎，他仍去田里干活，累得躺在地上不想动……好在后来经过治疗恢复了健康。现在他已六十五周岁了，养老金比较少。十多年前，我听说农民可以自己购买养老金，首付一万三千元，这以后每月再交几百元。我打电话给他让他去买，我说我可以资助他五千元，他说买养老金不合算。其实，他是不舍得花这钱。后来我非常后悔，当初我应该帮他交了这一万三千元的。我父亲去世前三年，当他身体还不错的时候，我跟他提起当年不让大弟顶职这件事，他表示了后悔，承认当年这件事是做错了。

我大弟对这件事虽然有怨言，但他对我父母亲并不记恨。父母年老体衰时，他依然尽着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我父亲去世后，他多次把我母亲接到他家里住，他和我弟媳尽心地服侍、无微不至地照顾。

大弟喜欢喝酒、抽烟，在我的劝阻下，他近来喝得少了些，也抽得少了些。但逢年过节，他还是喜欢尽兴喝酒，边喝边借助酒兴大声嚷嚷。有这样一个性格豪爽的兄弟在，我们的聚会往往更热闹更有趣。

大弟当年读书只读到小学高年级。由于家里事多，爷爷又老了，有些费力气的事需要他去做，常常要请假，他就索性不上学了，十几岁就成为一个天天去田里干农活的地道的庄稼汉。两年前他要考驾照，我很为他担心，一则他文化水平不高，二则他已六十多岁，记忆力下降了，我怕他考驾照的理论考试过不了关。想不到他考得非常顺利，实在让我惊讶和钦佩！我考驾照时可比他笨多了。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站在一起时，看脸上的长相，明显可以看出三弟的脸是最有沧桑感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弟所在的乡村开出了不少纺织厂，大弟顺应潮流，也开了一个为纺织厂加工某个机器部件的小厂，但一直没什么发展，只是挣一点生活费而已。这几年纺织厂纷纷倒闭，他的小厂也开不下去了。

我常劝他一定要保重身体，我对他说时代总会进步的，社会总会越来越公平的，农民的养老金肯定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