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平

沈老师是我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教语文，也教音乐，有一副略显高音的嗓子，唱起歌来特别好听。沈老师上课时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下课时说上海话。语文课的朗读，沈老师总是打断我们，说不能把字串成一条线，一个一个吐字，那样读法太幼儿园了，像老和尚念经。她要求同学们读出声调来，抑扬顿挫，投入感情。

音乐课上，她也有新花样。有些歌，她要求男生唱一遍，女生唱一遍，然后再合起来唱一遍。这样的唱法很好听，引得同学们特别有劲，每逢开全校大会，我们班就会出风头。比如一首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前面女生“下定决心”音起，后面男生重复“下定决心”跟上，一浪推一浪，唱得全场激情澎湃。

除了这首歌，另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来也很好。歌词也不多，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抓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歌曲节奏明快，很拉风。

这样的歌，还有很多。比如《不忘阶级苦》《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还是觉得亲切。都说中国的文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七部样板戏，其实这些戏的唱腔也都是经典。《白毛女》的《北风那个吹》，《红色娘子军》的《万泉河水》，《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现在翻出来听听，依旧感人。经典永流传，想当年，才旦卓玛唱了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人们就记她一辈子了。

沈老师的家住在南湖路最南端的南埝。这是个“埝”还是“堰”，嘉兴人似乎都不考证。1971年的夏天，有同学路过那里，发现沈老师也在家门口乘风凉，看见学生走过，沈老师便搬出小凳子，请同学一同坐下乘风凉。家门口的沈老师，没有白天的严肃，没有批评，就像个大阿姐，或者像妈妈。这样的亲切，很快就传开了。

于是，这个夏天，同学们晚上都会到沈老师家门口乘凉，在幽暗的路灯下，边拍打蚊子，边听沈老师讲故事。大概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去过了。有时候去的人多，大家就挡住了通道，把南埝这个不宽的弄堂都给堵了，每当脚踏车的铃声叮铃响，路中央的小板凳才会挪一下。

沈老师会讲很多好听的童话故事。小时候，大家听过《半夜鸡叫》，听过《三毛流浪记》，都没有听过童话故事。听沈老师讲故事的夜晚，是那年暑假同学们最大的期待。

三十好几的沈老师，那时单身。她家里有位老母亲，每当有同学去了，她的母亲就早早地回屋里不出来了，把空间留给了她的女儿及其学生。

沈老师有个弟弟叫志刚，估计东门、南门一带的人都认得。这时候也被锁在了里面，不会出来了。志刚是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稀松的头发，1.7米的个子，很清瘦，也很清秀。他每天背个小铁皮桶，从南埝出来，走过南湖路，穿过宣公桥，到迎紫桥边上的东门大街煤球店里去买煤球。

煤球是没有人会卖给他的，倒不是买煤球要凭票，因为沈老师的弟弟是精神疾病患者。从可爱的英俊少年，到流浪在街头的精神病人，必定是遭遇了天大的不幸。大概在沈老师弟弟的记忆中，曾有过买煤球的场景，后来得了病，记忆就定格在往日的买煤球上。

志刚每天要往煤球店跑好几回。冬天里，寒风刺骨，志刚穿得单薄，脚趾也露在外面，他照旧要溜出来买煤球，嘴里哼哼着旁人听不懂的声音。他沿马路的边角，小心翼翼地走路，提防着四周的风吹草动，因为有顽皮的男孩看见他就会追逐他，欺负他，朝他扔石块，甚至往他嘴里塞垃圾。他不吵不闹不惹事，可那帮坏男孩还是不会放过他，常常把他的牙齿打出血来。他没有哭泣，抿着嘴，双手捂着头，边走边躲，跌跌撞撞，血从嘴角渗出。有时，姐姐会赶来领他回去。每当这个时候，沈老师总是涨红了脸，掏出手绢，擦去弟弟嘴角的血迹，拉着弟弟往回走。沈老师并没有朝四周看一下，没有去寻找扔石头的坏孩子。

这或许让躲在一边的坏孩子有些失望，他失去了一次蛮横吵架的机会，失去了一次恶作剧带来的快感。他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恶行，也没有哪个人站出来指责他。那是一个崇武的环境，谁都想把自己伪装得彪悍些、不讲道理些、野蛮些，以免被人欺负。

七十年代的小学是五年半制的。临近毕业的前两个月，时值深秋，沈老师借着家访的机会，开口向我母亲借三十元钱。尚未开口，脸已红到脖子。老师顾不得尊严，向学生家长借钱，必是困难到极点了。母亲一时愣住，即刻便面带微笑，取钱交给沈老师。沈老师急切地说道：我一定还，一定还。沈老师前脚跨出门，母亲便跟外婆说，也不好意思拒绝，估计是还不上的，就当送给老师了吧。母亲叮嘱我，不要跟别人讲起老师借钱的事，沈老师肯定是碰到了急事才红着脸来开口的，老师问我们借钱，是信得过我们。

就在我毕业离校的前两天，1971年1月8日，沈老师来还钱了，一口一个谢字，仿佛她拿着这三十元当本钱，去赚了大钱似的。沈老师如释重负地走了。

时间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再次遇到沈老师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她住在建明公寓小区里，花白的头发，原本矮小的身板，略显佝偻。只是声音还是那样，铜铃般叮当响。有听说沈老师结婚了，嫁给一位年长的。她一直没有生育孩子。

时间又一晃，三个十年又过去了。南埝都拆光了，拆得精光，千年的老街，被旧城改造，碾成了一条大马路，通往高铁。南埝这个名字，就此淹没。

“南埝”两个字，如今只在白鸡店的招牌里飘摇，也不知这爿叫“南埝白鸡店”的小店是不是从南埝过来的。在我看来，无论是“阿良”白鸡，还是“小来宝”白鸡，总没有“南埝”白鸡来得亲切。

南埝这条老街，曾经有过很多故事，就像北丽桥的中基路、南门头的水廊下、北京路笃底的太平桥一样。南埝一直往里走，就是沪杭铁路的中转站了。上个世纪中叶，到火车站扒煤车扒树皮的小孩，都在那一带活动，跟管事的铁路工人捉迷藏、打游击。食品公司的生猪也在那里转运，运到广东去，车皮很臭，但跟车押运的工人很吃香。我同学周维的父亲就是押运员，从广州带回来的水果硬糖很好吃，跟上海的大白兔奶糖一样好吃。后来，那里还有过畜产公司的煤气站，这座城市最早的家用煤气罐就从那里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的。

而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这里曾经有位沈老师。虽过去了很久，却记忆常在。早先，那里的房子都门庭破落，年久失修，可是每一幢破房子里头，其实都是书香门第。只不过那时书香不吃香，就如小辰光每天走过的南门朱生豪故居，也不是现在这样被仰慕的。古街里的人家，从前的日子都不好过，住在那里的土著人，都不凶悍，都胆小怕事，都很吃瘪。那时，“歪把子”的口音最吃香。

少年时的记忆挥之不去。早晨，街头白鸡店门口一张小桌，一小碟白鸡，外加三两五加皮酒，他们都称这里是“南埝白鸡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