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耘

“艺术教育是很重大很广泛的一种人的教育。”丰子恺先生在《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一文中把艺术教育定位为“人的教育”。丰先生曾长期从事教书育人职业，曾在石门振华女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中学（后改名立达学园）、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任教，他教的主要是音乐与绘画，也就是“艺术教育”。丰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继承于他的两位老师——李叔同与夏丏尊，并在两位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

教育也应先器识

丰子恺先生在1927年7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过《无学校的教育》，他引用了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爱弥尔》中的一句话：“我不相信世人所呼为‘学校’的滑稽的建筑物是教育的机关。”之所以引用这句话，还要从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老师那里学音乐说起。

有一天李叔同教同学们分成三个声部练习合唱，大家正陶醉于和声之美，下课铃响起，学生们大为沮丧，因为要等到下一周才有音乐课，到时候又要重新温习重新排练，费时费力。接下来是博物课，老师点名，然后略加讲解，就让同学们排队在显微镜下观看细胞，每人半分钟，一个班级四十五名学生排队看，这节课剩下的时间就用在等待上了。作为学生的丰子恺当时非常不满，抱怨何不把音乐课上完整呢？

还有一件事是丰先生发现他的大女儿丰陈宝六七岁时到附近学校上学，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经了解，原来这所学校存在体罚现象，犯了错误要“立壁角”，要打手心，要“罚一个铜板买笤帚”。虽然丰先生的孩子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丰先生立刻作出决定：他的孩子不再去学校上课，而是自己来完成各项课业。因为这种学校的教育与丰先生理想中的教育有很大差距。

丰子恺推崇的是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即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也就是先学做人，再提高文才学习技艺。而“立壁角”和打手心与“学做人”，实在相去甚远。

此后，丰家的孩子大多是丰子恺自己承包了小学教育，在需要报考中学前一年再报名插班学习，参加统考。据丰陈宝回忆，父亲教算术只是把基本道理说一遍，然后就让大家自己去想，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做练习。丰家的家庭教育中教得最多的还是古诗词。与一般孩子背古诗词不同，丰先生教的是吟唱。丰子恺的家乡浙江桐乡石门镇位于古代吴越的疆界，用那里的方言来吟唱古诗词是最恰当的。这种用方言吟唱的方法，即使较长的古诗也能轻松熟读并不易忘记。比如白居易的《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琵琶行》《长恨歌》等，孩子们都会吟唱。

这种以教古诗词来学习语文的教学方式，从石门镇的缘缘堂，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后的逃难途中。1941年丰子恺暂居遵义狮子桥堍南坛巷熊宅新屋后，他的女儿丰陈宝、丰宁馨，儿子丰华瞻陆续考上西迁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丰陈宝和丰华瞻后又考取中央大学外语系，转到重庆继续学习。

“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

夏丏尊先生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写道：“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夏丏尊之所以来到春晖中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的家乡上虞有上好的鱼池可以供他“放水养鱼”——上虞富商陈春澜捐资办学，在山明水秀的白马湖畔建起了春晖中学。当时夏丏尊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应邀来到这里，还带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来到这里任教，他们分别是匡互生、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方光焘；还有许多大家纷纷来到这里举办讲座，有蔡元培、何香凝、叶圣陶、张大千、廖仲恺、黄炎培、陈望道等。一时间春晖中学有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名声。

在春晖中学聚集的老师关系融洽，他们在教学之余还鼓励翻译探讨写作，在这里没有文人相轻却有文人相亲。丰子恺的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诞生的。而丰先生更喜欢的是这里师生的融洽气氛，师生间的感情，这也就是夏丏尊所说的养鱼之水。

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教音乐与绘画课，学校把“仰山楼”最好的两个教室用作美术教室与音乐教室。丰先生也时常带领学生到乡间写生，感受美好的自然风光，白马湖畔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一次，作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来春晖演讲，丰先生带着学生到车站迎接。从车站回学校丰先生与学生携手唱歌，这个画面使沈泽民对这个学校的情感教育和艺术教育大为赞赏。他说：“谁见过教师和学生一块儿到车站去接一个客人，回来的时候，携手唱歌，师生间的融洽，对待客人的亲密，在各种学校中，这是我的第一次了。”这也就是朱自清先生在《春晖的一月》中所说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

春晖中学的这种师生关系，正是丰子恺所追求的理想中的师生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学校的教学自然也难以维系。这种破坏真的发生了，它始于要求学生学唱指定的歌曲。丰先生率先抵制，认为李叔同有这么多好歌曲可以唱，为什么只能唱指定的歌？到1924年冬，春晖中学又发生了“乌毡帽事件”，学生与校方的冲突爆发。这一“乌毡帽事件”发生在学生出早操时，有个叫黄源的同学因为戴了顶绍兴当地人平时戴的乌毡帽，被体育老师要求他除去帽子。黄源认为校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不从，就这样引起师生争执。校方要处分学生，匡互生等教师力争无效，便愤而辞职。于是全体学生罢课，校方开除了参与罢课的二十八名学生，并宣布提前放假。

就这样，教师们纷纷辞职，朱光潜和匡互生等教师先行一步离校，丰子恺、夏丏尊、朱自清、刘薰宇随后也告别了春晖中学。他们决定去上海，建立一所全新的、有情有爱的、能实现他们办学理想的学校——立达学园。

办学也是做人

可以说，为创办立达中学，丰子恺是倾其所有。

当时没有资金没有校舍，唯有一群老师以及从春晖中学退学跟随老师们来到上海的一群学生。匡互生去天津、北京等地募款无果，这时候丰子恺拿出了他卖掉春晖中学白马湖畔“小杨柳屋”的七百元钱，匡互生也卖掉了湖南老家的少量田地，再加上老师们的捐款，凑得一千元钱，立达中学就在上海老靶子路租屋开学。

在当时，七百元钱对于丰先生来说几乎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而那时候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拿出卖房子的全部所得，就是为了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办教育。匡互生就是这样一位倾毕生精力办理想学校的志同道合者，对于匡互生的评价，朱自清后来在《哀互生》一文中这样写道：“互生最叫我们纪念的是他做人的态度。”这种做人的态度，也是丰先生与立达同仁们的教学目标。匡互生在立达学园开设了“实践道德”课程，由他亲自讲授做人的道理——知识是最重要的，但授予知识并不是学校唯一的重要使命。如果能使学生树立远见，养成优良品质，做一个真正的人，那么，教育就是成功的。

也许是由于认同立达的教学理念，许多教授、名人都来到立达任教或讲课，包括鲁迅、夏衍、陈望道、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刘大白、陈之佛、周予同、裘梦痕、刘薰宇、刘叔群、方光焘、陶元庆、黄涵秋、丁衍庸、关良等。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端正了学习态度，成绩突飞猛进。当时上海的中学实行全市统考，第一次立达排在第十二名，第二次上升到第八名，第三次一跃而名列第三。而且立达的学生不光成绩好，其他各方面也是一流的。学校还增设农业专修科，教师不但参与改革管理制度，而且编写新的教材。他们编的算术、代数、几何等教材，为全国所采用。英语老师朱光潜、高觉敷、方光焘等，都是接受良好西方文化教育的优才生，他们编写的英语读物新颖活泼，有效提高了学习成绩。丰先生执教绘画课，他的高尚品德和高深造诣深受学生尊敬。

立达学园附有农场，学生在这里劳动实践。农场从国外引进良种，约克猪、来亨鸡等就是他们从国外引进的。农场还办有旬刊《农村》（丰子恺题字），编辑出版立达学园养鸡丛书。教学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便是立达学园教育学生成人的一大举措。

立达学园办有多份杂志，如《立达研究》，校刊《一般》等。《一般》杂志虽名曰一般，作者阵容却不一般，有叶圣陶、茅盾、郁达夫、夏丏尊、朱自清、刘淑琴、刘薰宇、方光焘、孙福熙等名家在这里发表作品，还有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共同轮值担任主编。

立达学园的办校与教学获得很大的成功，人们甚至以“武有黄埔，文有立达”来把立达学园与黄埔军校相提并论，但日寇的轰炸使立达校园毁于一旦。立达虽被毁，丰子恺与他的教师同仁们的办学理念，至今仍可学习借鉴。

从李叔同到夏丏尊到丰子恺，他们的教育观念是一贯的、相辅相成的，他们并没有像卢梭的《爱弥尔》那样否定学校教育。李叔同先生在推行艺术教育的同时更注重认真负责的做人态度，他以自己的表率影响每一个学生。夏丏尊把精力主要运用于对学生的爱，试图营造出学校师生亦师亦友的教学环境。而丰子恺则是把艺术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实践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让孩子在一种轻松的氛围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这些前辈的教育理想、办学方法，概括起来，也就是人的教育。（作者系丰子恺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