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

三十一年前的三月初，我在当月刊行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宋清如先生整理发表的《朱生豪致宋清如书信》专辑，这是朱宋恋爱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的通信，一总多少封，我未记数，但我读到一九三五年间的书信时，有两封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把个中的片段抄录在牛皮纸面儿的笔记本上，收在抽屉里。此后数次搬家迁居，都未丢，随我至今。

片段一：讲诗的。我每遇到有人诘难新诗如何、旧体诗又如何时，总会想到朱生豪对新诗、旧诗的见解，拿出笔记本来看看。我觉得这是个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写现代诗的人瞧不起旧体诗，以为思想、情感陈腐，锻铸不出新锐的诗境；服膺旧体诗的呢，觉得从唐朝的格律诗算起，此道已行了千余年，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旧体诗的不振已成文坛共识，但值此传统文化复兴之际，吾辈敢不奋起以踵之乎？

说这话的倘属年轻而正耽于旧诗的，看上去总像个有几分暮气的小老头似的。

嗐，还是来看看朱生豪是怎么说的吧。

“我压根儿看不起诗，尤其看不起旧诗……律诗绝句这一类货色，顶多是一种玩意儿，吟吟风月，还可以卖弄一些小聪明，真要把国家大事之类弄进去，总脱不了滥调，新鲜的思想是无论如何装不进这么一个狭套里的，你说是不是？”

朱生豪是我家乡不世的文学天才。

朱生豪作此信时二十三岁。所说“我压根儿看不起诗”，是负气的话，不可当真，因为他就读之江大学时，是“之江诗社”公认的才子，诗友们认为朱生豪作新诗的诗才，更胜于古诗词。

讲到古诗词，朱生豪当然的是一位上乘的作手，人或比之于李商隐、姜白石。因此，他说的那一句“新鲜的思想是无论如何装不进这么一个狭套里的”，实在也是他的由衷之言，识见远高出于一般把低吟高哦旧诗当作日课的诗人了。

我不懂诗，更不懂旧体诗，这个话题，咱就此撂开。

片段二：这是朱生豪第一次去常熟探望暑期在家的宋清如，两天里，游虞山、看了言子墓（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擅文学和礼乐），去燕谷园登赏诗阁，在数百年的白皮松下徘徊，此外吃鸭面、尝菱藕，都和家乡嘉兴有着若断若连的感和思。返回上海后，在寄居世界书局同事家的亭子间里，朱生豪写下了近八千字的长信给清如，他说：

“常熟和我乡比起来，自然更是个人文之区。以诗人而论，嘉兴只有个朱竹垞可以和你们的钱牧斋一较旗鼓，此外便无人了。就是至今你到吾乡去，除了几个垂垂老者外，很难找出一打半风雅的人来；嘉兴报纸副刊的编辑，大概属于商人阶级或浅薄少年之流，名士一名词在嘉兴完全是绝响的。子女们出外读书，大多是读工程化学或者无线电什么之类，读文学是很奇怪的。确实的，嘉兴学生的国文程度，皆不过尔尔的多，因为书香人家不甚多，有的也已衰微，或者改业从商了。常熟也许士流阶级比商人阶级更占势力，嘉兴则全是商人的社会，因此也许精神方面要比前者整饬一点，略为刻苦勤勉一点。此外则因为同属于吴语区域，一切风俗都没有什么两样。”

信中所说的“垂垂老者”，排在首位的应是前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翰林院编修盛沅和曾主地方报笔政的谭天风了。盛沅字萍旨，晚号剩叟，精楷书。学术著作有《江南水道》《宗孟庐行水考》等行世。谭天风名新润，以字行。他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尊人。诗人，南社社员。有《弯弧庐诗稿》（柳亚子序）未刊。弯弧庐者，是谭因脑梗后言语不清，取嘉兴人戏称此种病患为“弯葫芦”的谐音，作他的书

斋名（见葛剑雄《谭其骧前传》）。谭氏嘉兴望族，坊间有“先有谭家坟，后有嘉兴城”之谚。

盛谭二先生都在一九三五年赴修文。

是年，在嘉兴社会上尚具影响的风雅之士，当推陶元镛、孟豪、陈澹如等数人。陶、孟、陈，以孟最年长，时年六十三岁；陈最年轻，五十初度；而陶居中，离耳顺还差三四个年头。民国年代的国民，在年寿的尺度上，尤其是士绅阶层，依然沿袭着古风，男子一过五十，便称“翁”称“叟”，出门拄杖，杖头上刻铭文：“世道多不平，携君缓缓行。”

这小半儿是因为风雅装的。杖者，文明棍也，阿Q嘴里的“哭丧棒”，唬人；大半儿不装，不装是那会儿国人的年寿平均才四十上下。

数人里头，陶元镛最风雅。元镛号慧斧，别署怀苏亭长。他是清光绪四年（1878）生人，附贡生。世居子城脚下洲东湾。地境清幽，有凤凰岗、清军馆、五柳庄诸名胜，美誉“城市山林”。五柳庄即陶氏，是王江泾“雁湖陶”徙城的一支，宋元以来的奕奕世族。辛亥鼎革不二年，元镛游宦，官黄岩县知事。后从浙江烟酒税局嘉兴分局长任上解职，一度去上海淞沪商埠局充当秘书。案牍劳形，长官呵斥。不耐。脚筋都扳牢。归去来兮，胡不归？归归归！拎起手杖便走，回家乡养望去！赋闲。百无聊赖，伤今怀古，发为歌诗——洲东杂咏。由诗而想到居邻的苏小小墓，墓早塌，几成平地，残碑断碣，荒草飞蓬，小小孤魂游荡无依。于是，他做了一件响动全城的事：重建苏小小墓。

苏小小，晋之歌妓。一说南齐钱塘人。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载“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这是一首殉情的绝命诗。西陵，西之高阜也；松柏下，坟冢也。我个人这样的读解，可省却西陵是萧山抑或杭州的西泠的缠夹。小小献艺在嘉兴，殒命在嘉兴，墓葬也在嘉兴，是真实的。徐志平先生著文《解读古诗文，寻踪苏小小》考证详确，兹不赘。

陶元镛堆土勒石重建苏小小墓，墓前设条石桌凳，并手植女贞树，凌冬青翠不凋，供邑人来此徘徊凭吊。

重建墓仍旧址，在子城东侧水滨（洲东湾北），原贤娼弄底知名牙科来称山家院内。文革中，墓掘毁。

据至元《嘉禾志》记“……今墓正在嘉兴县前西南，坟高三丈，有大井在其侧。旧生双桃于上”云云。

所说“嘉兴县前西南”，即嘉兴县衙前西南，县衙所在地后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兴建的工人文化宫，方位合榫，墓址仍可得其大概（今建国南路商城牌楼附近）。

宋代，子城城楼上有怀苏亭，亭下瞰小小长眠地。

慧斧先生之别号“怀苏亭长”，盖亦缘由于此。

苏小小废茔的复旧观，是慧斧先生本着缙绅应当为地方做事的旨趣，踵继历史人文，不使名迹湮灭，亦算得上是一项不朽的文化功业了（就看今之后人将会如何）。

朱生豪对家乡的耆旧名彦，哪怕是带点儿馊味的，并不排斥鄙薄，他的关注点也不在这上头。他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一派，事功在世界文学之林。

一九三五年，朱生豪和供职的世界书局签订了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合同，次年在上海完成了第一部译作《暴风雨》，他告诉宋清如，比起梁实秋来，他的译文是要漂亮得多。自信。不佻。

（巧了，恃才傲物的汪曾祺先生，生前听某位青年作家谈梁实秋散文其实不咋的，汪先生表示赞同，瞪直眼，跟上一句：“还雅舍呐。”四个字，带着齿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一种独具个人秉赋的文化背景下，朱生豪对所谓的嘉兴文人，特别是报纸副刊的编辑不满意、瞧不上眼，是挺自然的。所说“很难找出一打半风雅的人来”，我今称之为“微讽”，是“一打半”专属沪谚，一打为十二个，英语dozen之音译。盖一打半者，两两相加为十八，非实数，乃讽其量寡而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