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俞尚曦

一

桐乡濮院镇北市河横跨着一座单孔石拱桥——定泉桥。相传，过去桥下有一泉眼，常年汩汩，大旱不涸，名曰“定泉”。定泉桥的桥名亦由此而得。《濮院志》卷十有载：“定泉桥，跨北市河，清乾隆六十年重建。”年久代远，即使是在一百多年以前，金淮、濮鐄等前辈人纂修《濮川所闻记》时，已无法断定桥究竟始建于何时，留给后世读者的，只有“乾隆六十年重建”这寥寥数字。

桥的西侧，宋元时建有福清道院。其时，镇东有元明观（翔云观），人称东观。福清道院即为西观。观内有赵孟頫书丹的碑记。清雍乾时，濮龙锡之子濮洙曾有诗咏《福清道院》：“碑残松雪土中埋，重建何人实可怀。西观同于东观好，数声清磬引芒鞋。”从这首诗可知，道观后曾毁损，石碑亦被埋入土中。而且，道观即使有过重建，石碑却永远埋在土中，不见了天日。

定泉桥畔，自古以来，名士荟萃。两宋之间，山东曲阜濮凤随赵宋王室南迁，定居濮院以后，子孙繁衍，家大业大，到元朝濮乐闲时，共建有八处宅院，其中西街宅就在定泉桥畔。其处有杏霭堂、知止堂、百客楼等建筑，俱是濮乐闲晚年所筑。宅后又有藂桂园，上千株桂树栽植一园。每届金秋，丹桂盛开，香溢四野，成为当地一大名胜，人说可与魏塘顾阿瑛海棠园争胜媲美。其时骚人墨客，多会于此，诗酒文会，风雅流播。行人至此，皆流连忘返。

二

至清康熙年间，濮院镇上有青年士子杨琯，字自昆，号栗斋，发奋攻读，满腹诗书。那时，杨琯一家的住处，就在定泉桥畔。清同治间，濮院人岳昭垲编著的《濮录》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杨司马宅，在秀界定泉桥，清江宁同知杨琯所居。”

杨琯在文化史上留下的痕迹，以参与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为最著。在这部煌煌巨编中，杨琯一手纂成了《字学典》和《乐律典》。《字学典》，隶理学汇编，一百六十卷，分字学总部、音义部、书画部、法帖部、书法部、书家部等二十四部。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传统小学的所有门类；甚至连书法以及书法工具等内容也广收博采。《乐律典》，隶于经济汇编，一百三十六卷，分乐律总部、律吕部、声音部、啸部等四十六部。其中《乐律总部》有三十六卷，究其实质，乃是一部详尽的音乐史著作。

除了参与《古今图书集成》的纂修，杨琯又选取从周秦直至唐宋的优秀篇章一百九十余篇，名之曰《古文选》，并亲自撰写序言，告诫后学，“此文章之星海也，汝其涵而咏之，神而明之。以待其文之成，学之就。”

杨琯平时也喜欢吟咏，但随写随扔，从不注意保存，因而大多散失。逝世之后，到了他的孙辈杨树本，才花力气搜罗祖父遗稿，嗣后有《栗斋诗稿》二卷行世。嘉庆时，宋咸熙《桐溪诗述》对杨琯诗稿特别予以著录，并加以注明：“栗斋先生诗多散失，其孙荫轩司马掇拾残賸，刊而行之。”

杨琯之孙杨树本，更是濮院地方史上一个抹不去的人物。他乾隆十八年（1753）、三十三年（1768）两中副榜，历官至湖北鹤峰州知州。杨树本不但整理刊行了祖父的遗稿，自己一生也勤于笔耕，不废吟咏。重赴鹿鸣时，曾赋诗自慨：“岁月匆匆马齿增，鹿鸣周甲又宾兴。七篇久作敲门石，八秩浑如推院僧。同谱贵人嗟物化，及时英俊羡云蒸。钱塘依旧湖山美，欲再登临老未能。”他的同乡、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曾任丽水教谕的屠本仁则称其“遍历滇黔齐鲁，游踪宦迹，无一不见于诗”。有《荫轩诗文钞》刊本行世。此外，又有《春秋事几终始》《纪元备考》《杨氏宗支考》《文房备览》等著述。

《杨氏宗支考》乃是杨氏一族的宗谱。从杨树本的自序可知，杨家的祖先，本姓姚，素来是嘉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到他的九世祖杨玮，赘入杨家，从此改姓。香海寺西房旧有户册，他的祖上，皆为姚姓。

杨树本宦迹之余，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纂修了《濮院琐志》。里人方学沆作序。濮院素有修志传统，明代以后，陆续修纂镇志十余种，完稿于乾隆间的《濮院琐志》则是其中的一座丰碑。该志中所载入的资料，譬如陈梓的《梅泾书院记》《玉山草堂菽乳会诗序》等多篇诗文，都是该志独有，他志均未见。

百年之后，《濮院琐志》早已不全，现在人们见到的《琐志》，是稿钞本残篇八卷，岳昭垲《濮录·自序》记载，他修纂《濮录》时，曾从其内兄、杨氏后人杨世珍处借得《濮院琐志》残篇参阅，并称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之役以后，稿本就已经散佚。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等在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时，将其收入《乡镇志专辑》第二十一册中。

最近，嘉兴决定影印各种存世古籍，汇为《嘉兴文献丛书》。其《方志编》中就包括杨树本纂就的《濮院琐志》八卷残本。

三

差不多与杨琯同时代，集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鉴赏家于一身的陈梓经数番迁徙，后来也赁屋居住在定泉桥西侧凤栖坊。

这位陈梓先生，字旉公（一作俯恭），又字古民、古铭，号一斋，别号客星山人，祖籍余姚，幼时即随父兄客寓濮院。他师从张杨园弟子姚瑚，私淑杨园，成为杨园学派的重要传人。积数年之功，重订《杨园年谱》；曾与友人谒杨园墓，并撰《谒杨园先生墓记》。平昔长于诗文，与奉天学者李锴齐名，当时有“南陈北李”之称。兼工翰墨，尤以行草擅世，宗法怀素，自成规格。康有为当年曾在杭州见到陈梓信札数十通，推崇备至，称“陈先生书法卓绝人间，而世人知之者绝少，方知传世者必麻笺十万，始有人知也。”海宁张宗祥《论书绝句》中有诗三首，亦竭力赞美陈梓书法：

却将颜柳千钧力，散入张王草法中。满纸龙蛇惊起伏，平生拜倒颍川公。

重如磐石细如针，大小相参信有神。融合全篇成一字，后来难继古无人。

晚来病臂十余年，左腕匆匆草几篇。若把公书较南阜，力沉魄厚过前贤。

书法之外，也擅丹青。曾写《望越图》，同乡潘亮为之题诗，其中有“我亦有家在山阴，题君图画恋旧林”句。满纸乡思，惹人离愁。

陈梓一生坎坷，多灾多难。他在《梦记》一文中写道：“十九先君见背，侍先君日浅。又十二年，而先母谢世”。中年时，又不幸丧妻。生了两个儿子，却都因痘疹夭折。六十四岁那年，患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只得改用左手写字，直至终老。虽然历经磨难，而且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其时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已渐渐坐稳，而且文网森严，文字狱遍于域中，有良知的汉族知识分子蒙冤入狱惨遭蹂躏者无数，但他不改初衷，始终以先朝遗民后裔自居，不应科举，布衣终生。他的弟子、浙江学使雷翠庭曾以“博学鸿儒”举荐，后来当地政府又以“孝廉方正”再荐，均遭拒绝。《濮院志·集文》中收录的《辞董县尊书》《辞翁老师书》等两篇文稿，虽然措辞委婉，但读者从中看到的，却是陈梓反对异族统治，宁愿潦倒终生，也不与清廷合作的冰雪操守。

当年在定泉桥畔所觅之屋，先生题额曰“定泉书舍”。十分雅致的室名，其实却只是矮小平屋六七间。大门朝东，但有邻舍遮挡日照，终岁难见一缕阳光。“当北风长号，满室凄然。”陈梓曾撰《定泉书舍记》一文记其事。文中虽历数陋室破屋之种种不如意，作者却苦中寻乐，怡然自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门临正东，濒水，鹅鸭曝日戏萍藻。邻有薪侩，乡船早泊，其老农话晴雨，较丰欠，或蚕月采桑船鳞集，说三眠大眠……值堂东南隅隔墙古桂，花时香扑几席。与诸生讲无隐之旨，儒释迥判，罕有解者。灯影相看，万籁沉哦，诚斋句别有会心耳。尝作《定泉诗》寄故山雪渔子……适夜静，雨后吟此，门外一老渔罾鱼，闻余歌，亦唱“月子弯弯”相酬答。

这段文字，就录自《定泉书舍记》。今日读者从中感知到的，是市井社会充满嘈杂生气的生活图景，从中更是看到了作者内心的那一种随遇而安、别有怀抱的处世态度和精神境界。

陈梓就是在这样的陋室中，授徒讲学，弘扬杨园之学。又执笔为文，篇什联绵。除《定泉书舍记》《定泉夜话记》诸文外，又有《人日前三日汪丰玉过定泉次舍》《六日同人集定泉书舍尝女贞酒限粘字》《答雪渔见题定泉书舍韵》等诗篇，以及数万字的《定泉诗话》，皆是陈梓寓居定泉书舍时所作，无论诗题，抑或文题，均处处不离“定泉”二字。

晚年，陈梓最终还是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在余姚北乡胡氏筠谷园开馆讲学，诲人不倦。回乡之后仅三年，他便永远地告别了人世。其人虽然离濮院而去，但定泉书舍及其主人的生活踪迹却是无法抹去的永恒。清末，镇人沈涛著《幽湖百咏》，有诗专咏当年的这一段史事：“鸿博徵车未足劳，定泉桥上客星高。凤栖坊冷遗诗在，一鹤青天见羽毛。”诗下有按语云：“桥西为凤栖坊，有定泉书舍，为处士陈梓故居。”晚清岳昭垲《濮录》亦载：“陈处士梓故居在定泉桥右，有定泉书舍，李元绣有记。”

四

时至二十世纪初，濮院又有岳石尘诞于此。老先生系武穆王岳飞二十八世孙，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二十岁后，师从濮院名画家仲小某。抗战前，曾与夏贞叔、夏惠民、仲泳沂等人组织梅泾书画社。后任苏州吴门画院画师多年。岳石尘擅长翎毛花卉、人物仕女，亦间作山水。花鸟画深得明代周之冕、清代王武的风神，又能汲取乡先贤张熊（子巷）、朱偁（梦庐）、王礼（秋言）之精髓，画作劲秀磊落，谨严中有古逸气。善绘牡丹、月季、紫藤、秋菊，长于禽鸟，点缀瓦雀尤擅胜场，绘有《百雀图》，极得飞鸣宿食之姿。湖州谭建丞曾有诗称赞：“徐黄妙笔有传人，工力谁如岳石尘。底用矜奇为险怪，光明斯世物同春。”画苑耕耘八十载，作品数以千计。年届百龄，犹作画不辍。八十九岁时，为杭州新侨饭店绘制长九米、宽三米的巨幅花鸟画，驰誉艺坛。所作《桃李千年图》选入《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册》及《全国国画名家月历》。生前曾有《岳石尘花鸟画集》出版，徐邦达题签。

笔者岳父于梦全先生，与岳石尘老先生年龄相差二十岁，但两人之间，交往数十年，情谊深厚，时相过从。我因慕岳老之画，尤其喜欢他的水墨画作，故不止一次请岳父代求，前后求得十余幅。最近一段时间，笔者挂于书斋壁上的《竹雀图》轴，便是老先生暮年时的一幅水墨力作。赏鉴画面，则水晕墨章，浓淡相生，别具一种神韵。画幅右下端，署“辛巳年正月

百岁老人岳石尘于定泉精舍”十七字。辛巳年，即2001年，此后两年，岳老即以一百零二岁高寿告别人世。睹物思人，越发怀念逝去的两位长辈。

画幅中所称之“定泉精舍”，是岳老先生生前画室，也是他的居处。室在定泉桥东堍，近在咫尺，故而有此雅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数次到定泉精舍请谒长者。某年秋日，在外地某画商处见一署名岳石尘的花鸟画立轴，虽非老人手笔，但作此赝画者技艺不差，这幅“岳画”几可乱真。征得画廊主人同意，我持画以归，径直驱车濮院，请岳老亲自过目。老人坐在藤椅上，举手展开画幅，细细端详一番，渐渐的脸色有些凝重起来，片刻之后，复又莞尔，形容颇为不屑，嘴里脱口而出：“像倒是蛮像咯！”老画家对于造假者的深恶痛绝，令人动容。

后来，我撰《桐乡书画篆刻人物》书稿，寻寻觅觅，上下搜索，颇为资料不足所苦。其间曾数次往返崇福、乌镇、濮院诸乡镇。某日又去濮院，下意识地再次信步定泉桥畔。但是，昔人早已驾鹤西去，此地空余定泉精舍一幢楼。凭吊前辈故迹，徒然平添了几许怅惘！

从清初的定泉书舍，到二十世纪的定泉精舍，三百年而下，古老的定泉桥，竟然馈赠给了世人如此丰厚的人文积淀，从而成为古镇可供挖掘、可资利用的一大文化资源。年复一年，岁月沧桑，桥身却坚挺结实，依然如昔，四周青藤缠绕，英姿不减当年，而世易时移，人事毕竟已经全非！未识往后年分，这定泉桥新的画卷，又将如何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