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锦

一九二七年农历二月十四（公历三月十七日），木心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青镇（今桐乡市乌镇镇）太平桥畔的孙家老宅。

说起乌镇，现在已是举世闻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和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但对于木心而言，这里就是他的故乡，既是他的人生起点，又是他的最后归宿。木心少年时代从乌镇出发，经杭州、上海、纽约，最终又回归乌镇，用尽一生，为自己画就了一个圆满的人生轨迹。

决心出走

日军盘踞乌镇期间，常去四乡扫荡，烧杀抢掠，弄得生灵涂炭。对于绝大多数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随着国土的大片沦丧，逃难已无处可去，于是人们只得听天由命，各回故乡，继续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作为亲历者的木心对那一段历史有过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乱世必有的普遍的虚幻感，使‘时值非常，一切从简’成为那年月最流行的礼节性的托辞。”

木心所具有的那种“虚幻感”应该是每一个身逢无休止战乱的普通老百姓所共同具有的心理感受。面对异族的践踏，他们只能任凭命运的支使，显得无助又无奈。当人们都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文弱而敏感的木心只能“一厢情愿地沉湎于艺术的水里”，以此方式纾解内心的恐惧，寻求心灵的寄托。

一九四三年，木心虚龄十七岁，按照当时的风气，是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自从父亲孙德润英年早逝后，木心作为孙家独苗，备受母亲沈珍的疼惜。为孙家延续香火，也成了沈珍心中头等的大事。但木心对此并无兴趣，一心向往无奇不有的世界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惶急，预感“再不闯出家门，此生必然休矣”。

自从请了家庭教师，在他们的精心辅导下，木心愈加偏爱于绘画和看课外书。“画，已是‘西洋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是‘五四’以来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诗，以及外国小说的翻译本，越读越觉得自己不济，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显然，阅读为木心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由此他也渐渐萌生起走出去看看的念头。这种念头，随着木心年龄的增长，变得愈加强烈起来。

再加上木心从小喜爱画画，所以希望选择一所艺术类的专门学校继续深造。但家里希望他读法律或医学，木心坚决不愿意学那些，于是遭到了整个家庭的反对。家人的这次强烈反对在木心的内心留下了阴影，这也成为他下定决心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

木心要去的是杭州，想报考的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杭州艺专）。

作为省城的杭州，木心并不陌生，因为幼年时曾经随父母来游玩过。那是在抗战之前的几年，江南一带风调雨顺，连年五谷丰登，市场一派旺相。作为种田大户的孙家，遇上这样的年景，自然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每当春秋佳日，孙德润就会带着一家人到杭州游玩，漫步白堤，“坐划子”，上三潭印月，饱览西湖的大好风光。木心和家人坐在船里，温飔拂面，波光耀眼，只见清秀恬静的白堤上有杭州艺专的学生在写生。他们穿着白色的画衣，面前架着A字型的画架，架上是芋叶般的调色板，时而上前涂抹几笔，时而退身端详，再上前，履及剑及，显出得心应手的样子。这一切，都被年幼的木心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木心视他们为“陆地神仙”，深深地被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艺术气质所倾倒。

木心从八岁开始学画，只能在纸上用水墨写写梅兰竹菊，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能够以五色油彩借麻布表现湖光山色。“然而儿童心理匪夷所思，会将其渴欲得到的东西，置于不合常理的高度难度上，假装畏惧退却，激起满心冤愤之气。”于是他暗暗在心中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在西湖的白堤上撑起三脚架，手托调色板，风吹画衣——”。

木心后来将自己童年时代对画家的羡慕归结为“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他说：“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西方十九世纪的音乐家、诗人，起初打入我心坎的也是郁茂的鬈发，百合花瓣似的大翻领，瀑布般的围巾，紧身而洒脱的黑外套，认为只要长得稍稍有点像他们的模样，再加上如此这般的一身打扮，那么，作曲写诗是没有问题的。我之所以艰难困苦，都在于得不到这全副穿着，同样道理，我之所以不成其为画家，自应归咎于没有画架画箱调色板帆布面的三脚凳白色的画衣，画，当然画得好，不好也不要紧，反正已经是艺术家了。”

“走我自以为是的‘路’”

木心于一九四三年春去了杭州，住在城内盐桥附近的蘋南书屋。蘋南书屋的窗下是一条浑浊的小河，对岸有一家织席厂，整日机声轧轧。虽然环境有些嘈杂，但与相对闭塞的小镇相比，木心已是得偿所愿。

蘋南书屋的主人姓袁，木心称之为袁老夫子。他是木心姐夫王济诚的业师，家富收藏，精于鉴赏。木心刚来时，老夫子常去他房中夜谈，看过木心作的山水花卉和隶真行草后，很是赞赏，认为“孺子可教”。木心的日常生活请了一个女佣在帮助打理，自己独进独出，“一心要做知易行难的艺术家”。其实木心决计去杭州时，已经听闻杭州艺专迁往内地的消息。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出走，“抱着投考艺专的心情和意图”奔赴杭州。

杭州艺专创立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原名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称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校由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所倡导，首任校长为林风眠，旨在培养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初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个系，学制为五年。一九三二年增设了音乐系，学制改为六年。校址在西湖孤山下的罗苑。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日军从杭州湾登录，上海沦陷后杭州告急。杭州艺专于该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浙江省教育厅命令，撤退到了诸暨的吴墅。随后数年，经过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五省，辗转播迁十次，于一九四〇年到达重庆。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正式投降后，才接到教育部命令，全体复员杭州。

当木心来到杭州时，杭州艺专已经迁离多年，此时已辗转至重庆办学。虽然人去楼空，但木心还是专程去探访了艺专的校园，“时常在平湖秋月、罗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带踽踽独行”。但这些地方再不见艺专学生写生的身影，他也曾想自己提了画架画箱来摆摆样子，“一酬童年铭心刻骨的梦想”。他还到过苏白二公祠，那里是艺专的学生宿舍，现在“住着些小户人家，儿童在鸡鸭群中孤寂地玩耍，门口晾着衣裤、芥菜、笋干，这景象与‘艺术’正相反，唯其相反，使我凝视不去，似乎可以从中讨回艺术来”。

虽然不能到杭州艺专求学，木心还是自觉地过起了“艺术家”的生活。如前所引，童年的木心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乃是对画家画具及服装风度上的兴趣。于是他首先就在个人着装上来了一次彻头彻尾的转变，脱去了长袍，穿上了藏青哔叽学生装、黑呢西装、花格羊毛衫、灯芯绒裤子等现代服饰，以全盘西化的面貌示人。绘画上他开始专攻油画，走的大致是印象派的路子，特别喜欢模仿法国画家莫里斯·尤特里罗的作品。木心认为尤特里罗的街头风景并非实地写生，更加契合他个人对油画的认知。作画之余，木心每天下午三时到六时照例还要到思澄堂范牧师那里去练钢琴，学费是每月一付的。

此时的杭州，因战乱播迁，市面上散出不少旧书，逛旧书店成了木心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事情。木心买旧书几近于疯狂，每天只要上街，总会选购一捆，常常因为搬不动而叫黄包车拉回，这是过去在乌镇从没有体验过的淘书之乐。这时木心“最嗜读”的是欧美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对这类故事他件件信以为真，看得如痴如醉。特别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诸国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的传记，尤其使他入迷着魔。这些励志的故事很契合木心想成为“艺术家”的心理需要，看得多了，自以为“虽不中，不远矣”。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许多故事其实是编著者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自己何曾沾着艺术的边，一切都还“表不及里”哩。

不料，木心在杭州走的这些“自以为是的‘路’”遭到了亲友们的批评。一天，他接到母亲写来的家书，内示凡是从杭州回乌镇的亲戚长辈，只要见过木心的，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他单身在外，无人督导，显得“华而不实”。木心深感委屈，因为他觉得与梦想中的“艺术家”相比，自己还“表不及里、里不及表”。在批评木心的亲友中，就有袁老夫子，他写信给王济诚，信中就有一句“华而不实”的话。自从木心弃长衫布鞋而改穿西装革履，因专攻油画而满屋油彩气味，画具画材一片狼藉，老夫子就对木心改变了看法，夜谈也就从此不继了。

不久，沈珍赶到杭州，借口办事，其实是对儿子放心不下，闻风来看看他。木心陪着母亲游览了西湖。沈珍又带着木心到街上购物，给他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件、英国纹皮皮鞋一双、瑞士名牌金表一块。她还特意给木心印制了几匣名片，嘱咐他说：“先一步步学起来，以后就老练，独个子在外面，要懂交际，别让人家瞧不起。”

木心知道母亲的用意，趁势问起“华而不实”讥评的来源，果然是袁老夫子的“高见”。沈珍最了解儿子的性格，看着他，带着鼓励的口吻，笑着说道：“真的华而不实倒先得一‘华’，再要得‘实’也就不难，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

她又举了王济诚和孙德润做对比：“你姐夫，实而不华，再说也华不起来，从前你父亲是正当由华转实，无奈去世了，否则我们这个家庭也不致如此。”

沈珍说到这里，突然感伤起来，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华’，可以，得要真华，浮华可不是华……”

显然，母亲的杭州之行对木心起了作用。沈珍回乌镇后木心尝试着与杭州的名门世家子弟交游。“其中擅书画的那些个，都各有师承，谨守传统‘六法’，一派仿作，毫无才气，更使我惶惑不解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根本无视‘现代’，意识不到欧罗巴（世界性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而生活享受呢？却来得个会赶时髦，西方物质文明的种种新鲜玩意儿，他们捷手先得，自命不凡，男男女女凑在一起时，像是谈恋爱，又不见得真相干，这种场合和氛围，使我废然退出……”重拾心情，木心仍旧回到蘋南书屋做自己的画，“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概念丛里，走我自以为是的‘路’”。

他也渐渐明白西湖边上没有画家在写生的道理，“既然‘艺专’因战事迁去内地，杭州就没有主流的‘洋画’，只有支流的‘国画’”。此时的木心就像离群之雁，一心等着艺专回来，他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和他们一起在艺术的天空里结伴翱翔。尽管如此，木心视目前的这个状态为一种自强的训练。而与那些名门世家子弟的交游经验终于使他明白，“浮华”真的只是“浮”，而不是“华”。

“初步圆了我童年以来萦心不释的‘画家’梦”

一九四五年秋，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喜讯传到杭州，城里城外一片欢庆的爆竹声。夜晚，人们提着灯到街上庆祝，万人空巷的场面令木心终身难忘。在近乎昏晕的欢欣中，木心预感到随着时势的巨变自己的命运也即将迎来转机。

抗战的胜利，像一剂强心针，使早已死气沉沉的杭州城顿时活力四射。人们在战乱中压抑得实在太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需要一场足以驱散恐慌与寂寥的狂欢。被木心所最先觉察到的是文化界的动静，杭州城内呼地冒出许多画画儿的、编报的、演戏儿的，一时间热闹非凡。这些人大多从大后方回来，九死一生，不免要以胜利者自居，显出意气风发的样子。而木心这个惨绿少年，初入“文化界”，一时竟难以适应。但为了心中的“画家梦”，他还是看样学样，努力周旋于其中。

不多久，杭州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木心积极入会，成为该会的会员。“开会时，这些‘美术’的‘工作者’，个个能说会道，握起手来，紧得发痛，还要上下左右摇几摇，自道姓名时，叫‘阿大’，叫‘阿羊’，在画上签名也就是‘阿大’‘阿羊’，衣着一概平凡朴素，谈论所及，‘某某，人很热情’，‘这张画，趣味好’——我不免发愣，‘热情’，怎么就放在口头上，‘趣味’，我却看不出来。”

一九四六年元旦，杭州民众文化馆举行集体性的画展。参展的作品出乎意料地多，其中国画占了很大的数量，而主流却是木刻漫画。木心拿出的是几幅自认为上选的油画风景，画的是树木、教堂、桥、河，均取材于照片上欧洲各国的建筑，似乎巴黎，似乎伦敦，显然是尤特里罗的路数。

画展很热闹，木心亦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筹备期间每天都去参加布展。他在感到自己实地投身社会的同时，又怀疑这种事务性的忙碌算不算“艺术活动”。艺术在木心的心中是无比纯粹而神圣的，他视艺术家为仅次于上帝的人。

木心与几位年长者共事，在他眼里他们饱经风霜、深谙世故，虽然或贫或病，但对艺术的热情并不因此而消退。与他们相比，自己的条件算是优越了，可心中却不免自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幼稚无知，虽然读书已不算少，可是书本上所得来的有关艺术的常识、知识、概念、观念，与眼前所接触的人物事物，全对不上号，‘阿大’‘阿羊’‘热情’‘趣味’等，与希腊雅典、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印象派……毫无关系，他们大概生来就是画豆腐浆摊、码头工人、玩杂耍的”。

画展终于开幕了，看到自己的画作第一次被以画展的名义挂到墙上，木心的内心显得无比激奋。看着男男女女的观众从自己的作品前走过，驻足观赏，指指点点，木心站在一旁，心中可谓五味杂陈。关于此次画展，目前唯一留存的是一张木心与版画家杨可扬等三人的合影。照片中的木心身着中山装，手上戴着白手套，嘴角泛着笑意，显出意气风发的样子。

《东南日报》对这次画展进行了报道，还刊发了评论文章，认为此次展览十分成功。评论中选取了几位画家的作品作为赞美的对象，其中就提及木心的画作，大意是他的那几幅风景画清丽脱俗，特别是能以中国画的笔法入油画，洵为难得。这给予少年木心极大的鼓舞，使他第一次品尝到了艺术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这一次画展对于木心十分重要，他后来将其视为是自己初步圆了童年以来萦心不释的“‘画家’梦”。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此反驳亲友们的“华而不实”之论，坚定了他将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