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初夏，作家但及的长篇小说《款款而来》与我们见面。

读过他九年前发表在《莽原》杂志的长篇小说《旗袍》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两个故事之间有某种神似，好比一藤两瓜，这是一个作家对一种题材的坚持和深挖。

以旗袍为线索，嘉兴城月河街区“春布坊”裁缝甘阿龙一生的情感与生活，在但及的笔下缓缓展开。

但及将一个虚构的故事按在真实的空间里，月河、范蠡湖、觉海寺、瓶山等，小说里的地理场景几乎都是嘉兴城的。作家笔下的那些人物，在里面奔跑、生存、爱慕、斗争，就好像他们活过了禾城的那段历史。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点评这部长篇：“一个裁缝世家横跨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其中的忠诚与背叛、逃离与坚守令人印象深刻，但及心怀慈悲，既写出了人生的困境又写出了人生的希望。”

这些年，但及笔耕不辍，除了散文创作，他写下了一百五十余篇中短篇小说。长篇写作，对他来说，也要和自己作战，冗长的结构、复杂的人物和成倍于平时的字数，也曾让他产生胆怯之心。“《款款而来》的写作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驯服自己。看似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实际上锻炼的是自己的心性。”

翻开《款款而来》，我们和但及一样相信，“不同的叙述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根，我的根在嘉兴，因此我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嘉兴的风貌”

问：你说，这次的长篇小说《款款而来》是九年前的《旗袍》的重新书写，为什么对这个裁缝的故事如此情有独钟，会在这么多年后再次书写？

但及：主要还是不满意。我一般不看我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一看就会发现诸多问题。《旗袍》发表在2012年第2期的《莽原》杂志上，也是省作协的签约项目，当时是奔着完成任务这个目标去写的。这次重写，心境不一样，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一样了。

问：同样是长篇，《款款而来》和《旗袍》有何相同与不同？

但及：作品的开头与结尾差不多，后半部分完全推倒，重新书写。但由于是在不同的时期书写，因此节奏、语感都不一样，这也造成了我的困惑，我花了许多的时间进行整合与修改。另外，以前《旗袍》的地点是在小镇，现在我把它放到了嘉兴。之所以放在嘉兴，是我觉得小镇太小了，装不下我要的东西，放在嘉兴就恰到好处。

问：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在谈这个小说的时候，提到了写作者的“心怀慈悲”，也是对人物的悲悯。《款款而来》中的人物，有烟火气，更有人性的弱点。你说，它的写作，更多的是驯服自己，从刚开始的排斥，到接纳，再到一点一点喜欢上里面的人物。想听听你对里面人物的理解。

但及：在《款款而来》中，我塑造了甘阿龙、黄采莲、默默、表哥、伟嘉等人物，这些人物中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甘阿龙，他善良、朴实、勤奋、宽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让他越轨，让他时不时地自私一回。我觉得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人才是真实的。然而，正是这个人，每当遇到重大的关口，又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默默变成植物人以后，他几乎竭尽所有的能量去照顾她、呼唤她，他的灵魂也在此升华。我想，这就是艾伟主席所说的“心怀慈悲”吧。

问：把真实的地名、建筑名等放到小说中去，让我们想起2010年，当时嘉兴作协发出的声音：禾城作家将以“文学寻找嘉兴”的创作和追寻方式，融入嘉禾大地，捕捉嘉兴故事。关于文学寻找嘉兴，你个人怎么看？

但及：我倒不是为了响应号召才这样写的。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根，我的根在嘉兴，因此我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嘉兴的风貌。这些年，我一直尝试用真实地名来写作，我把一个虚构的故事按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比如《藿香》《茱萸》等一系列小说中，我都用了嘉兴真实的地名、街名。有些地名我直接用在了题目上，比如《干戈弄》《精严寺街5号》等。另外，我还在尝试把嘉兴的风土人情写入小说中，比如今年发表的小说《踏白船》，就把嘉兴的端午风俗融进了小说。我觉得这块资源是巨大的，是有待挖掘的。

“我只要连续一段时间没有写作，人就会像丢了魂一样，觉得毫无乐趣”

问：人家说，但及是个多面手，写影评，写游记，写小说。你自己曾说你更合适写短篇小说，到现在你也发表了一百五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写短篇，有没有写作经验可以分享？这一次的长篇创作，你在新书的后记里说，长篇最大的难度不在于故事的复杂度，而在于情感的复杂度。结合长篇写作，可以再具体说说么？

但及：多面手也不是，我不会写诗，至今没发表过一首诗。但我喜爱短篇小说，短篇的气质更接近于诗，是一个片断、一个瞬间的捕捉，要留白许多。因此，我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常常想象自己也是个诗人。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就像短跑和长跑一样，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短跑是一个瞬间的速度问题，而长跑更多的是耐力，两者的节奏、重心是完全不一样的。长篇因为跨度大、涉及的事件与人物多，因此相对要复杂与浑厚一些。《款款而来》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有半个多世纪，我尽可能让每一个人立体一些，尽可能用更人性化的方式来书写他们，让他们有血有肉有性格。但这也是最难的，需要读者来评判。

问：在你的创作年表里，我们能看到，你的创作是在《嘉兴日报》上起航的——1988年，“我与书”随笔连续五篇刊登在《嘉兴日报》上，从此拉开写作序幕。在我的印象里，很多作家的处女作也往往发表在当地的报纸副刊上。在你看来，报纸副刊和写作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之外，有没有一些关于你报纸专栏的回忆可以和我们分享。

但及：一个作家的起步，肯定要感谢报纸副刊。专栏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逼着你写，后面有一个声音在催促你。我给《嘉兴广播电视报》写过电影随笔，一周一篇，共写100篇。当写到30篇的时候，我发现难度出来了，用词雷同，甚至每一篇的结构也相仿。也就是说，我在重复我自己，当发现问题后就必须解决它，因此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

报纸推进当地的文学事业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有些作者停留于此，一辈子就在千把字的文章里徘徊。我觉得这需要调整，要给自己设置难度，不停地制造障碍，只有这样才会突破。

问：最近在读的是什么？

但及：读的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心理学的都读。还有，我特别喜欢读医学书，中医的、西医的。偏爱中医，博大精深，与中国传统的道教与佛学相结合，这里面的舞台就特别大。

书，会让我们相形见绌，明白自己的渺小与局限。读书就是与高人会面，读得越多，受益越多。但让我无奈与遗憾的是，周围我认识的许多人，几乎从不读书了。

问：你觉得，作为一个作家的快乐，来自于哪里？

但及：艺术是有魔力的，写作也好，画画、作曲、舞蹈也好，一旦你迷上了，你就会被深深吸引。这后面有创造力与想象力在支撑。我只要连续一段时间没有写作，人就会像丢了魂一样，觉得毫无乐趣。我想，这就是我要写作的原因吧。我写，我快乐，我充实，我的精神在起舞。

款款而来

（引子）

百年老店“春布坊”重新开张那天，称得上是悲欣交集。

那日，风和日丽，巷子上方的天是蓝的，白云叠加白云。太阳不烈，时不时躲到云层里。花篮列队，排成了几行，黄色的花、绿色的叶子和鲜红的绸带构成了不同的色块。店里陈设着古色古香的用品，有老式的缝纫机、炭熨斗、旧式的裁衣台……最珍贵的是一排相片，那是甘氏家族从清乾隆以来每代裁缝师傅的画像，到现代已经是第八代了。就凭这一排黑白相片，可以看出这个裁缝世家的深厚渊源。

“春布坊”的招牌用红绸裹着，在门口悬着。邻居街坊、街道主任、月河旅游开发办的人员、区市两级领导都来了。店堂里外氛围喜庆，看热闹的人扎堆，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店堂耳目一新，与以前住的屋子比，又似曾相识。尽管用的都是旧材料，可在阿龙看来，还是觉得陌生。自从他上了中央电视台“非遗”访谈后，他成了活宝。现在，城里搞水乡旅游，“春布坊”老房由政府出资回购，在原址上改造了一遍，修旧如旧。政府又出面，从上海把他这个“老把式”请了回来，尽管经济上有损失，但想到恢复老招牌，阿龙还是有一种喜悦与自豪。“堂哥，我们的店又重开了。”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时，嘴里在这样自言自语。

甘阿龙，七十多了，晚年还能这样红火一把，是他自己没料到的。从前，城里的人都叫他“小甘”，后来就变成了“老甘”，现在有人开始叫他“甘老”了。这“老甘”与“甘老”还是有区别的，他靠的是手艺，剪刀活、缝纫活和针线活。一块布料到他手里，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一倒腾，就变成合身的衣服。男人穿了精神，女人穿了靓丽，孩子穿了鲜活。

“春布坊”在月河街区，老房子连片，密密麻麻地挨着。他戴着老花镜，坐在那台老式的缝纫机前，嗒嗒嗒，嗒嗒嗒，机器像永不停歇的机关枪。缝纫机增加到了三台，其中一台还是电动的，徒弟也有两个。阿龙做衣服久了，就做出绝活了。比如量衣，他不用尺子，只要朝那人一瞄，尺寸就出来了。胸围是多少，袖长是多少，领口是多少，都在他心里。有人不信，还暗地里打过赌，结果阿龙报出来的数字，与皮尺量出来的一模一样。你想，有这样一种感觉，做出来的衣服能不合身吗？说到阿龙，大家都跷大拇指，因为这是目测功，最大的功法，学也学不来。但在阿龙看来，这就是天长日久后的一种感觉，一点也不稀奇。每天量上量下，多了就有准心了，总能把准一个尺寸一个度了。在他眼里，最难的是品质，也就是那份慢工细活。他舍得花时间，一针一线，投入了去做。有时，他太投入了，就忘了时间，饭也忘吃，水也忘喝。

当十把剪刀齐刷刷地剪开红绸时，观众报以热烈且持久的掌声。剪彩仪式吸引了许多目光，摄像机、照相机挤成了一堆。剪彩后，副市长讲话。副市长说：“甘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是我们嘉兴的骄傲。”阿龙听到这话时，脸一阵白一阵红。他现在又有点后悔了，当初他就应该拒绝搞这个仪式的，何必兴师动众呢？开发办的人来了一趟又一趟，推却也变成了一种负担。他越推，人家越认真，结果一犹豫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本文为书中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