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

我家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生态究竟如何，不好说。但就报纸而言，杂牌报刊不算，正式的两张：官办的《嘉区民国日报》和商办的《嘉兴商报》，对开四版，日销千把份。副刊有“绿洲”、“鸳湖”、“瓶山”。我曾见到“绿洲”副刊上署名“东生”的漫画，题材多商侩与市井小市民的生存状态，颇可发噱。文章如小说、散文、诗词等，大扺不脱鸳鸯蝴蝶路数，看完，似水花一现。

编辑中有旧式文人张春波，此君裹足本乡土，好古，惯于句读，不善使用标点符号。

我今撰此文，毕竟离那个年代太远，许多人事未曾亲历，还是来引据两位前辈的诗与文，聊以为窥豹一斑吧。

一位孟豪孟夫子，原名应鳌，字紫舫，清末优贡生。大画家蒲作英归葬嘉兴，便是孟夫子和另一位遗老在西丽桥头主持的，夫子怜蒲贫。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事日益蜩螗，而此时的嘉兴商界，不少人麻麻木木，趁着观莲节的来临，偕同一班浮浪子弟，去南湖租灯船，在湖上征歌选色，呼卢喝雉，通宵达旦地作乐。

孟夫子看不下去了，情不能遏，奋其老臂，击掌赋《荷花诞夕望南湖灯船有感》诗：“忍听江淮烽火惊，杀人盈野复盈城。南湖一片升平象，灯船熊熊彻夜明。”

夫子的慨然作色，于此可以想见。而在这销蚀人心魂的狂欢永夜里，是历来缺不了所谓“无冕之王”的拨火吹焰。

另一位，是我家在善因桥时的相邻黎先生。黎先生太太姚晗，小学教师，和先母同事。我家因此和黎家有往来。黎先生抗战胜利后，曾任《民国日报》总编辑。擅刀笔，早年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巴金挚友编辑出版家靳以是黎先生学长。

先母每次去看望姚老师，回来总要说一声：“老举头又在写东写西了。”先母说的“老举头”是嘉兴方言，指年老人，稍含不敬。

一九四九年后，黎先生苟全，闲置在家，收取一点房租度日。他不废笔，但所写已非新闻。他不停地写，忘却年衰（图自保，写检举揭发材料）。写累了，去家门边站一会，探出半个白发苍苍的头，缓缓左右摆动，观望小街上过往的人。张三李四都不搭白。他的内心是荒寂的。

黎先生每每看到有被他刀笔得罪过的熟人，正从善因桥或五福堂那边过来，头赶紧缩回，掩上门。

由于黎先生的长身虾腰、白发、脸瘦窄、高颧、鼻子奇大，加上自叹将死的一副愁容，我因此对他的惧见熟人（过去的上司、同僚）、站在门边赶紧缩回头去的印象殊深。

晚年撰长篇笔记《忘我最好》，文中多揭民国时期嘉兴官商军警及文教方面的诸种黑暗和丑行丑态。对附庸风雅之辈，也多有涉及，凡属隐私不论巨细，一概运用他的如刀之笔，以披露为快，全不顾及别人颜面。这是他“将死”心态的驱使，题篇首词曰“文白教，风吹花梢，雨打芭蕉，未了也得了。我去也，笑骂由人，一语奉告，忘我最好”。

《忘我最好》第一回“出奇制胜”，讲清末民初，嘉兴有八个纨绔，结金兰交，人称“八老”，横行市上，路人侧目。其中李老三李艾伯，徐老四徐朴诚，姚老八（忘其名）三人最出名。李老三是个官二代，其父曾任江苏某知县，贪墨，宦囊甚丰。卸任返乡后，本想安享暮年，不料其子全不把乃翁贪污得来的钱财当钱财，纠集一班文场中人，拍曲唱戏之外，“终日吃喝玩乐，挥霍浪用。并且往往别出心裁，比如到苏州去玩，对于一家新建戏院，欣赏其房屋，即挽人将戏院买下来，雇匠人拆下运到嘉兴，在鉏家桥东（双魁巷斜对面）照原样建起嘉兴第一个戏院——文明戏院（文明戏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改为沧州书场，八十年代旧城改造时折除）。又比如到上海玩时，曾把一元钞票共千元以上，在大世界屋顶撒下，看行人拾抢，以资玩乐。更为出奇的，花钱雇妓女七十余人，去戏院酒馆游乐，说是做‘一夜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最后在杜家埭（今斜西街）建造一座走马堂楼，屋未竣工，已将父产荡然无遗矣。”

这位官二代的行状，我也曾听老先生们茶叙时讲过，李老三最终的结局：沦为游丐，却因细皮白肉受不了被人棒喝挨打的罪，某年寒冬，身上赤膊裹一件破烂的绣花绸长衫，冻死在南门街头，是谓“路倒”。

黎先生笔下的李艾伯，也略通文墨，比较朱生豪所说的“浅薄少年之流”，更令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