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大树风号图》

项圣谟有一幅《大树风号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绘一老者，宽袖红袍，拄杖兀立于大树之下，远眺青山落日。那树枝，叶已全落，虬结如蛇，像是要支棱到画幅外面来。画史有论，说这幅画直似一篇纸本设色的《哀江南赋》。在梅花洲的那个下午，看过石佛寺前的千年银杏，在一间光线晦暗的屋子里，我又看到了这幅画。因为是复制品，细部不甚分明，倒是出得屋舍，沿河见一小亭，亭柱有一联，大可玩味：半间无聊舍，可作闲情居。想，项圣谟半世逃亡，不废丹青，这屋子他住着倒是相宜的。

项圣谟是明季鉴藏大家项元汴的孙子。坊间戏称“项三麻子”的项元汴，一生集藏无数，自己也向文徵明学过画，与吴门画坛多有往来，但终究商人本性，技艺虽够，道心尚远，学诗学画，两皆无成。倒是他的这个孙子，打小就泡在天籁阁收罗的历代名画碑帖里，再加悉心研磨，终成一代丹青妙手。项圣谟有遗民心结，大半生自放山野，看故国山川，其心绪，大抵是不忍的，看这幅画，右上角有自题诗，“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一“号”一“立”，四海孤拔，也真是凄惶无处说。

小说家薛荣，知我近年醉心明清艺林人物，每次到嘉兴，都会带我去访些遗迹。上次是约了但及兄一起，去王店镇看朱彝尊的旧居曝书亭。明清之际的江南艺坛，朱彝尊也是个穿针引线般的枢纽式人物，他与周亮工交好，为他写了好多诗，还多次出入祁彪佳身后留下的寓园，与商景兰等一班闺阁诗人唱和，为她们写传。另一个艺术人生的践行者李日华，做了八年西华县令后，回到嘉兴老家，看花饮酒，侍奉老母，坐着书画船来往苏嘉杭间，把日子过得闲适如诗，他与首倡“南北宗”之说的董其昌的半世恩怨，也是我们时常谈起的话题。大抵诗人画家，年轻时做艺术学徒，大可以朋友论交，成名之后，各走各道，陈见愈深，总是消泯不了敌意。项元汴是嘉靖年间人，他与同时代的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与文徽明的两个儿子文朋和文嘉，明里捧场，暗下拆台，也大抵可作如是观。项家是嘉兴城里望族，旧宅虽已不存，屋基还是可以寻着的，庆典之年，城里到处都在大修大建，项氏旧居被脚手架和布幔围着，也还在修缮中。薛荣说，项元汴的祖父，土木堡之变后到西北放马的项忠，他的画像还完好保存着。这倒让我对来日的项家旧宅留了一份念想。

倘从人物地理来看，吾乡宁绍，出的是王守仁、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这班人物，思想清竣，人格方正，不是粹然学者就是纵横一方的义士，即便到了近代，鲁迅式的刀笔和秋瑾式的秋风秋雨，还是不脱报仇雪耻之乡的峥嵘底色。一水之分，性格和风尚大不相同，这或许就是章学诚说的，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时代不管如何流转，就像嘉兴的旧称秀水、嘉禾、槜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此地还是有着农耕社会里士大夫式的遗风，日常营生里，讲究一份丰和自足，不作凌空高蹈之思想，吾性自适耳。人生的艺术化，或者艺术的日常化，在这里也是其来有自。

古运河

说了艺文的传承，此地另有可堪一说者，是运河和粮仓。自隋代江南运河开凿以来，南北漕粮转运，悉走水道，运河实为延续国祚的血脉。想昔年，杭州的大关桥、卖鱼桥两岸，北方通州的码头一带，都是官办粮仓和私立米行林立的。古运河在嘉兴境内的一段，是入杭前的尾声，如一部长篇临近杀青，余力尚猛，还是很旖丽的。

嘉兴境内的古运河，有百尺渎和陵水道。百尺渎为吴王夫差所开，位于海宁境内盐官西南四十里许，经长安直达钱塘江边，据推算应该是现在的上塘河。开凿的时间还早于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后来越王勾践就是循这条河北上攻吴。陵水道是秦始皇时代挖掘的，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挖通此河是为了掘断江南王气。该水道应该就是途经嘉兴落帆亭附近由拳壁塞的长水塘，至今仍是海宁进入杭申线的主航道。

某一年，车出嘉兴城后，一直往北开，到与江苏省交界的思古桥下船，再坐船回乌镇。这是京杭运河在嘉兴境内的一段。沿岸但见大片的工厂和新区工地，朱彝尊写到过的运河两岸“樯燕樯乌绕楫师，树头树底挽船丝”的古典景象是不复见了。这次先去油车港镇，吹着冷风看天鹅湖和银杏林，再到王江泾，登临万历五年建的长虹桥。桥身诚如其名，耸然如虹，石级森然，颇是领略了一番明朝匠人的伟力。桥边有寺，香火仍盛，我和批评家王宏图、诗人慕白等人沿着运河岸一路讨论，走过了头，而上车时间已到，终未入寺，也是一憾。

陶仓，一个模范官员的一生

到王江泾，不可不看陶仓。陶仓所在田丰村，是运河边上一小村，也是我们此次考察的“新农村”样板之一。这次来禾城，遵主办方美意，到访的还有这些村庄，记录如次：油车港镇胜丰村玲珑湾，秀洲区王江泾古塘村，桐乡屠甸镇汇丰村、荣星村，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凤桥镇联丰村。

陶仓，原是当地望族陶氏的一处私宅，名“陶氏庄园”。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块地产归国有，由粮站建了一排粮仓。粮仓建造时，正逢中苏交好，整个建筑外形也带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严肃方正的大屋顶下，整个建筑体呈中轴对称，主楼高耸，有着长而曲折的回廊。六十年代初，正逢仿苏式建筑在中国遍地开花之际，甚至生产队、供销社、养猪场，也都采取仿苏式风格，且在门梁上方镌一红五星。这个陶仓的出人意表在于，几年前，一个叫“乡伴”的文旅集团在把这里打造成一民宿项目时，把建筑的所有外墙饰面都换成了红砖。若是天气好，蓝天作幕，这排建筑兀立在千顷平畴上，它燃烧般的外形是有些摄人心魄的。再加上曲折伸展的回廓，似乎也适合一些故事的发生。于是“陶仓”火了，这个项目也被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样板，叫作“运河陶仓理想村”。

这王江泾的陶家，原先也是出过人的。他叫陶模，字子方，晚清大臣，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先是在西北的一些州县做基层官员，后来一直升到光绪朝的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清史稿》里也有他的传。这个陶子方，倒与我先前知晓的那些嘉兴文人和官员不同。他活得不像他的前辈文人那样旖旎风流，也不像他们玩物丧志，讲的是无用之用。他是个务实派，文宗桐城，不尚空谈，不喜文艺。也许是因为他经历过咸丰朝的太平天国之乱——据说还在乱军中做过一阵杂役，痛悟祸乱之基乃在于“人心不正，空言文章”，因此立志用世，要凭自己的才干去治国。他有这种体认，用一生去践行这种体认，这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李日华、冯梦桢、朱彝尊他们这班文士的“博雅”，倒是有点吾乡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影子了。

陶模的确是把阳明先生当作人生的楷模去学的。且不说致良知、开书院这等文人去做的事，单是后者平叛、杀贼、封爵这些军功，就够让他歆羡，并穷尽一生去效仿了。

陶模少年时，家道已中落，史传说他，“食贫力学，与平湖优贡生顾广誉、震泽诸生陈寿熊、吴江举人沈曰富以道义相勖。既通籍，大学士阎敬铭、总督杨昌濬皆尝论荐，不以告模，模亦不谢也。”可见其为人，属于正大光明、不走后门一路。由知县入宦，官至总督，历三十余年宦海，其一生功绩，又以治理西北边疆最著，可称能吏。这样一种道德模范式的官员，私德上当然绝对不会出问题，“俭约自将，不立崖岸，恂恂卑下，将吏争为用，而无敢以私干者。”这是《清史稿》对他的评论。

如果仅以这样一种传统官员的形象在1902年离世，也无损于陶模一代能吏的形象。但这样的话，作为历史人物的陶模却缺少了一种丰富性。从他生命最后两年担任两广总督时期的表现来看，陶模并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那时在广州，他已与革命党人有往来，给朝廷上书，也都是改革行政、裁减冗员等“变通”语，且言语大胆，时人看来都颇涉违禁。“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本原在朝廷，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乃能以不自私自利望天下。转移之道，一曰除壅蔽，一曰去畛域，一曰务远大。朝廷当以身作则，克己胜私，否则虽日言变通，无由获变通之效。”他的儿子陶葆廉，更是以新党自居。父子俩还是革命党人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的忠实读者，时常抢着读这份香港报纸。

陶模虽不喜著述，视文艺如毒药，秀水毕竟文采风流之地，其实文艺也是深入他骨髓了的。陶模存世的诗不多，一首关于“惜年华”的，今天读来，仍是清新可喜：“夕阳明远水，暝色在寒鸦；溪抱僧居小，林藏细路斜。”

苏嘉路：抗战史的一个侧面

忽地想到《左传》，“定公十四年”条下有载：“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吴子光卒。公会齐侯、卫侯于牵。”地处平原腹地的王江泾，该是当年吴越争霸交战地。既是战略要冲，兵家自不会轻易放过。清末，盛宣怀与怡和洋行、汇丰银行谈“苏杭甬”铁路兴筑，日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设想未来中国实业，都注意到了此地，提出要修筑一条连接嘉兴与苏州的铁路，以作上海腹地的建设之准备。

但苏嘉铁路的建造，实是因“一二八”沪战之教训，当局想要在沪宁、沪杭两条干线之外再筑一线，以作备战之需。此线起自苏州，沿运河、苏嘉公路南下，途经相门、吴江、八坼、平望、盛泽、王江泾六站，而达嘉兴。全长七十余公里，所经皆肥田沃野，然为抗日计，江南的老百姓都不计土地征购价钱，毅然牺牲，加入筑路大军。

路成之日，为1936年4月，新上任的铁道部长张嘉璈自是把它当作履新后的一大功绩。这乃是因为，此线的贯通，除了吸引周边物流，更有着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苏嘉铁路作为乍（浦）平（湖）嘉（兴）线和吴（县）福（山）线上的一环，是苏浙国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在首都南翼拱卫的重要职责。而这项由德国专家指导的工程，当时号称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而王江泾站，是苏嘉铁路抵嘉最后一站。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1937年，中日淞沪战事再起，日军为打掉我外围支援，这条建成才一年余的铁路顿成轰炸焦点。从开战第三天起，成百上千吨的钢铁和火药在这条铁路上倾泻而下。日军飞行员在高处寻不着铁路，就以边上的运河作投弹的参照物。从嘉兴走出去的作家沈雁冰在《苏嘉路上》一文中写道：“苏嘉路，贯通了沪杭、京沪两线的苏嘉路在负荷‘非常时期’的使命……但伴着列车一路的，却有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这便是运河。而这善良的运河不幸成了敌机寻觅苏嘉路最好的标帜。”

嘉兴的沦陷，只比上海晚三日。其后，这条铁路为“华中铁道株式会社”控制，日军在沿线各站建造了炮楼和碉堡。1944年，二战已到末期，日本为解原材料之匮乏，命“华铁”拆毁了这条铁路，把钢材运回国内。现已复原的王江泾火车站边上，两座保存至今的日式炮楼，记录了淞沪抗战史的一个侧面，也铭刻着一个时代的耻。

从明季的轻逸，到近代史的屈辱与沉重，这就是江南，一路下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