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底，诗人伊甸刚从厦门回来，原本打算这个月去海南避寒，因为疫情，改变了计划。

“去外地主要是避寒和避暑，但也有利于集中精力写诗。在外地没有什么杂事，可以集中精力读和写。”

从嘉兴学院教师岗位上退下来六年，伊甸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读和写。“回顾一生，我觉得最幸运的就是：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与诗歌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

去年年底，伊甸最新的诗集《自然之歌》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151首诗，均以自然万物为题材，其中有中国二十四节气，有色彩，有飞禽草木，有山河大地。看目录，像是要打开一碟交响乐，翻读起来，诗人和万物交织在一起，这是诗人对自然的审美追问。

诗人沈健说，伊甸的诗是一种历尽沧桑的绚烂，饱尝忧患的成熟。诗，在这样的语调与节奏中，不再是黄钟大吕震荡人心，而是个人化幽径上的独省沉思。

在开卷第一首《白鹭之歌》，伊甸发出这样的追问：我该如何辨别沃尔库特的那只白鹭/张志和的白鹭，李白、杜甫、王维的白鹭？/这些白鹭飞入他们的身体，消失不见了/还是跟他们的诗句一起，飞进了/人类永恒的伤痛和梦？

伊甸是嘉兴1983年撤地建市后涌现出来的代表性诗人。从1980年6月在《东海》发表第一首诗起，他已经写了四十年。去年，伊甸近五万字长文《嘉兴四十年诗歌史》刊登在烟雨楼杂志上，梳理了嘉兴四十年之间的诗人诗作，写到他自己，其中有这样的介绍：

伊甸，1953年出生于海宁。做过工人，当过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

他在1998年出版的《石头·剪子·布》的后记中写道：“我的困惑感、孤独感、失落感以及从中孕育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将笼罩我的全部生命和文字，我的诗歌的基调必将趋于沉重和忧郁。”伊甸近几年正在写作的两部诗集《自然之歌》和《人之诗》，仍然在这个基础上实践着探索自然奥蕴和人性秘密的努力。

伊甸出生在海宁一个名叫长安的小镇上，在桐乡农村的桑树林中长大。他少年时代种过田、青年时代当过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教书。

《自然之歌》是伊甸的第六本诗集。

“写诗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这话我很赞同。

记者：这样以自然万物为主题的诗歌集，是怎么酝酿的？先和读者介绍下这本新诗集吧。

伊甸：以前写诗都是即兴而写，随心所欲。十年前开始考虑有计划地写作，先花两三年时间写了这样一部诗集，每首诗的题目都以“在”字开头，写出人在各种处境下的存在状态，后来结集为《颤栗和祈祷》，获了一个民间诗派的创作奖，诗集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接下去又花两三年时间写了《自然之歌》，全部以大自然万物为题材，创作时间是2017年到2019年。虽然写的是自然万物，但实际上是写人性，写社会，写历史。

记者：看了您之前写的《嘉兴四十年诗歌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一直到今天您还一直在写，还在敲击诗歌的种种可能性，是什么让自己一直保持着创作的生命力？

伊甸：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热爱。在我的感觉中，诗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也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

记者：在看这本诗集的时候，给我触动最多的是语言和情感，当然情感背后是思想。有人说，诗歌的写作，可以说是语言和情感两者之间的角力。

伊甸：诗歌当然是承载思想和情感的，但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需要全力对付的却是语言。因为诗人写的是诗，它不是思想论文，也不是记录和表达情感的散文，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训练、探索、冒险。由于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要求，我们写诗时常常要有意识地避开思想和情感的直接宣泄，把它们藏在语言所呈现的形象背后。

记者：您之前也写过小说写过散文，就自己的写作和阅读体验来看，诗歌与小说、散文等相比，在语言上有什么本质的特点？有人说，实际上，写诗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

伊甸：小说和散文在语言上也有特殊的要求。有些作家故事讲得好，但语言一般，也就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优秀小说家的作品语言往往有很高的艺术性，比如余华的小说。对于诗歌来说，语言的要求更高了。“写诗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这话我很赞同。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的创作生活么？上次也听您讲起过您的创作计划，曾说起最幸运的两件事，一件是写诗，一件是当老师。

伊甸：是的，我已67岁了，回顾一生，我觉得最幸运的就是：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与诗歌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最有热情和理想的人群，跟学生在一起，我有一种自己永远年轻的感觉，学生的纯粹和热情在不断地影响我，让我有效地避免精神上的衰老和迂腐。至于诗歌，那当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它不仅是我们灵魂的营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的灵魂本身。

记者：您也在关注嘉兴的新生代诗人，可否介绍或评价一下他们？

伊甸：我年轻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在创作上走了很多弯路，而现在的年轻诗人，往往一出手就让人刮目相看。比如嘉兴学院有位名叫熊芬兰的年轻女老师，几年前写的第一首诗就非常出色，让人惊讶。来自河南的90后诗人刘梦，她诗歌中的语言和思想都有超越年龄的成熟。而津渡、灯灯、苏建平、白地、尤佑等70后80后诗人，更是以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气势，以他们不断问世的优秀作品扩大着在诗歌界的影响。

诗人应当是一个时代的在场者

记者：废名曾说，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在于，旧诗是诗的形式散文的内容，而新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您年轻时候也写过古体诗，怎么来看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哈佛大学的田晓菲认为这两者不在于形式与内容之分别，而在于表达方式和美学原则的根本不同。

伊甸：我赞同田晓菲的说法。我认为旧诗与新诗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所属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现代人的思维更复杂、更深邃，现代人的审美更挑剔、更喜欢新奇和变幻，所以诗歌的艺术形式必须更自由，更有创新和探索的空间。

记者：坊间有这样的声音，中国大陆新诗从朦胧诗到当下的四十多年历程，可以看出从最初的抒情语言到后来的叙事语言和去情感化写作的轨迹。结合我们的创作，您如何看待这种写作倾向的变化？在看似与西方相似的转变中，我们的写作有什么需要反思之处？

伊甸：（中国大陆新诗从朦胧诗到当下四十多年）历程可以看出从最初的抒情语言到后来的叙事语言和去情感化写作的轨迹——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从稚嫩、躁动走向成熟、冷静。我们的诗歌写作当更多地汲取全世界伟大诗歌的营养，并与自己的传统更好地结合，让中国当代诗歌呈现崭新的气象。

记者：我们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您看来，诗人应该如何在当代自处或影响当代？

伊甸：诗歌对时代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它是缓慢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法国人认为推动法国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中三分之二是诗人和文学家，但中国诗人和文学家没有这样的使命和光荣。在现实生活中，诗歌甚至是“无用”的，它对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起不了直接作用。但是，它对人性和民族气质的孵化、渗透将是不可忽视的。我在一篇题为《诗人》的文章中写道：“何谓诗人？诗人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敏感而成为人类的良心。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又是对时代、对生活的忠实记录——这种记录的方式和角度也许千变万化，但他们的作品都是诚实的，敏感的，致力于人生向善的努力。比如荷马、但丁、歌德、普希金、惠特曼、屈原、杜甫……他们的作品中全都跳动着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诗人应当是一个时代的在场者，他可以不是一个政治家，对社会事件不作慷慨激昂的广场演讲，但他的诗里应当有这个时代的声音——那些被压抑的哭泣、诉说、呼唤和祈求，通过诗人风格独特的抒情、叙述和隐喻，或直接，或曲曲折折地抵达人们的心灵，刺激他们的蒙昧和麻木，唤醒沉睡在他们心底的良知和尊严。”

记者：大概2015年，在《黑暗中的河流》出版后，我们也有过一次对话，您曾谈起，20世纪80年代，在嘉兴您和几位朋友搞过一个诗歌沙龙，聚会的地点就在您狭小的家里，时间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很随意地聊聊跟诗歌和人生有关的话题。想问问那几个朋友都有谁呢？

伊甸：是的，上世纪80年代，嘉兴市区写诗的人很少，我的一些热爱诗歌的朋友便约定每个星期五到我家里来交流诗歌创作体会。陆陆续续来过的诗友有李静民、晓弦、李伟伦、费立新、葛冠南、朱建人、倪妮、盛付祥、许枫。

记者：《嘉兴四十年诗歌史》也有提到过您的老师沈泽宜，沈泽宜老师是不是也来参加过诗歌沙龙？作为诗人的沈泽宜老师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伊甸：沈泽宜老师是我、晓弦和邹汉明在湖州师专读书时的老师，他是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是湖州师院远方诗社的指导老师。他非常热爱诗歌，对我们学生又非常热情。他一直关注我、晓弦和邹汉明的诗歌创作，经常给予我们鼓励和鞭策。

记者：在嘉兴，您觉得比较好的文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伊甸：我赞赏几个书店搞的作品讨论会、分享会，希望这样的讨论会和分享会更多，更精彩。

记者：现阶段读书主要偏重哪些类型？

伊甸：我这几年的阅读偏重于两类：一、世界和中国现当代优秀诗人的诗集，比如沃尔库特、米沃什、曼杰施塔姆、阿多尼斯、卡佛等人的诗集。二、回忆和反思二十世纪历史的书籍，比如《南渡北归》《曼杰施塔姆夫人回忆录》《1840年以来的中国》《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等等。

记者：请给后疫情时代的读者们推荐一本书。

伊甸：就推荐《南渡北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