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青岛中国海军博物馆，一艘黑色巨艇静静靠泊在3号码头。2017年4月23日，中国海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它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就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退役后，经过无核化处理，向公众揭开它近半个世纪的神秘面纱，也将人们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秘密呈报了“238”号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次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份绝密报告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局常委批准，退聂办。”最后，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刚摆脱战火，走出百年屈辱，加强军备、保卫国家安全，迫在眉睫。

在1958年，美国已有“鹦鹉螺”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也已下水。

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1958年4月，新中国专门输送到苏联学习核动力专业的首批40余名留学生完成学业归国，包括后来成为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同年6月13日，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正常运行水平。

于是，聂荣臻递交了这份“238”号绝密报告。

7月，核潜艇总体设计组成立（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8月，我国第一个原子舰艇建造厂批准上马，也是这个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文件，9月，核动力设计组成立……代号“07”工程（1960年初改称“09”工程）秘密拉开序幕，这就是核潜艇工程，中国核潜艇开始了构思和预先研究工作。

多年后，“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起他参与“09”工程始末。据介绍，1958年8月初，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担任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只说让他去北京出差。当时设计二处本就是承担机密的转让仿制任务，黄旭华并不奇怪，没拿什么行李，就去了北京。到了那儿，他才知道自己被抽调到核潜艇总体设计组。

彼时，中国要造核潜艇，谈何容易。据我国核潜艇主要设计者之一的尤子平回忆：“我国起步研制核潜艇的基础和条件是非常薄弱的，一无权威，二无经验，三无外援，完全是自力更生、自主设计建造。”

核潜艇到底是什么样子，参研人员，包括彭士禄、黄旭华、赵仁恺这些专业骨干，谁也没见过，中国当时常规潜艇也还在研制中。黄旭华记得，他们首先要想办法弄清楚的就是核潜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潜艇，与常规潜艇的区别主要有哪些。

此前，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援华苏联专家守口如瓶。1958年10月，一支由海军政委苏振华率领的中国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希望在核潜艇研制等问题上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但再次被婉拒。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在此期间，面对中国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不久，毛泽东这句气壮山河的誓言在海军机关、部队和全国军地科研单位传开。这句话，也成了核潜艇研制的誓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参加研制的专家、技术人员，怀着满腔热情掀起自行研发、攻坚克难的高潮。

黄旭华记得，当时他们没有计算机，大量数据是用计算尺、算盘计算，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有时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在中国核潜艇研制过程中，曾流传着两个核潜艇模型玩具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一对外交官夫妇在国外超级商场购得一个铁灰色金属核潜艇玩具，本来打算带回国给孩子玩，后来却成为夏桐、黄旭华等核潜艇研究专家的“案头宝”，另一个模型玩具是六机部的外事代表团在香港中转时偶然购得。不可思议的是，研究核潜艇那么久了，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核潜艇”。

几度曲折，自行研发终成国之重器

1960年3月，由苏振华任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即“09”领导小组）成立，下辖总体组、反应堆组、电子设备组、导弹组等，确定核潜艇研制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同年6月，一份《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方案完成，这就是后来的“初步设计草案”，是原子能研究所赵仁恺、韩铎、李乐福等科技人员，在彭桓武等专家指导下，各单位大力协作，调研2000多篇文献，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论证完成。虽仍属“概念设计”，但对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堆型、主要技术参数等有了初步构思，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看后连连说道：“有门！有门!”

这个方案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2年初，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并入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舰艇研究院），改称“09”技术研究室。3月，“09”技术研究室提交《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后，已探索到关键技术157项、试验课题254项。

1963年3月，除保留简编机构集中从事部分主要项目研究外，核潜艇研制整体工程暂时下马。到1965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原子弹和导弹已经研制成功。这一年，中央专委召开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第11次会议决定核潜艇再次“上马”；第13次会议启动核潜艇工程，这次会议也被视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开始研制的时间。在这次会议上，专门研究核潜艇“上马”后的有关重大问题，包括核潜艇研制步骤及第一艘核潜艇研制、设计、制造的原则和目标，全面部署了核潜艇“上马”的各项工作。

核潜艇再次上马以后，首先面对的是方向之争，也在这次会议上得以解决，从中国实际出发，先研制战术性核潜艇反潜鱼雷核潜艇，即攻击型核潜艇，在取得核反应堆用于核潜艇的成功经验后，再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一战略性核潜艇。

确立方向之后，另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是“091”首艇的线型之争，是水滴线型还是常规线型，前者经国际经验验证，更加先进，但核潜艇研制时间紧、任务重，后者更加稳妥，承担较小的技术和政治风险，后经反复求证，1966年12月22日，中央专委正式批准第一艘核潜艇为“水滴型攻击型核潜艇”的设计方案。

按照中央专委1970年下水的计划要求，黄旭华、尤子平带领719所的设计师们开始了第一艘核潜艇的技术设计，彭士禄、赵仁恺则主持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设计。

根据国外惯例，核潜艇核反应堆在正式装备之前，需要提前在陆上建造一座模式反应堆，陆上模式堆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核潜艇的成败。在核潜艇重新“上马”后，中央专委要求二机部1970年建成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即“909”基地）及核潜艇陆上模式堆。1966年2月，组建陆上模式堆工程设计队“垦荒军”的数百名先遣队员，挺进四川夹江县的山沟沟。

有了党和国家的全力支持，专家、科研人员进一步集中，又有了原子弹的研制经验，核潜艇研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为减少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革”对核潜艇研制的影响，中央军委于1966年秋将核潜艇研制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原负责核潜艇工程领导、协调工作的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这一调整减少了社会动乱对核潜艇工程高层机构的冲击。此后，一份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经聂荣臻批复下发，成了核潜艇研制的“保护伞”，使得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参与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上千家工厂得以正常运行。

因为陆上模式堆建设是核潜艇研制的关键一步，工程量非常大，为了加快“909”基地的施工进度，中央机关起草了调部队指战员支援陆上模式堆建设的通知。这一文件于1968年7月18日经毛泽东签批发出，即“718”批示。这给了陆上模式堆基地施工现场以极大的鼓舞。1969年底，“909”工地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迎来了模式堆设备安装、调试和启堆试验的800余名科技人员和家属。

在核潜艇研制中，有一个“七朵金花”的故事被大家口口相传。核动力装置——提供水下长期航行的能力，水滴线型艇型及操控设计——决定战术性能的先进性，大直径、高强度艇体结构——极限下潜深度的保证，远程水声系统——先敌发现的利器，（鱼雷）武器系统——核潜艇的战斗力，综合空调系统——艇员生活生存保障，惯性导航系统——水下精确定位的保证……这是以彭士禄、黄旭华为代表的设计者们成功攻克核潜艇研制的七大关键技术，被他们浪漫地称为“七朵金花”。

1970年夏，核潜艇研制进入最后关头——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在“909”基地举行。这是关键的试验，惊心动魄，同一时间，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周恩来通宵达旦，一直与前线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7月18日，模式堆升温升压试验过程中，周恩来打来电话。8月30日，主机达到设计满功率，仅用99%的反应堆设计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

此时，远在东北的渤海造船厂核潜艇总体试水已完成，舱室机械、管路、电气和各种仪表等业已基本安装完毕，只等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安装艇堆。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并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首任核潜艇艇长杨玺接过随风飘扬的军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海军进入核时代。

动力桨

46000个自主研发的零部件铸就“海中利剑”

自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用他们的坚船利炮猛击封闭落后的中国。被动挨打的清政府曾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期望制造先进武器以抗衡外来侵略。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之时，清政府的北洋舰队中依然鲜见自主制造的踪影，在黄海的多次海战中败给了日本。

1862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官员提出的购买轮船计划，开始筹建近代海军。1866年，清政府批准左宗棠建厂造船方案，在福建马尾山下建起福州船政局，不久又批准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总局。

当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应该以自主制造为主要目标。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应制造“水轮战船”或“火轮战船”。一些清政府官员在买船的同时，对提升清政府的自主造船能力抱有更大的期待。曾国藩1865年奏请在上海虹口设立制造局，以“备造船炮”。李鸿章一开始主张自主建造，后来态度转向支持从国外购买。

当时工业非常落后，自主建造船只所需的“一切钢铁料件，皆由西洋订购”，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又很低，导致所造的舰船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昂贵。李鸿章在1875年呈给同治皇帝的《筹议海防折》中指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因此还是“在外国订造为省便”。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此时的北洋舰队号称远东第一舰队，但实战能力并不强。北洋舰队有大小舰艇25艘，只有3艘“练船”和1艘“运船”是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利用购自西洋的“钢铁料件”制造，外购的21艘舰艇，质量很差。据《李文忠公全书》记载，这21艘舰艇中只有定远、镇远等9艘舰船“可以驰骋大洋”，其余根本不能用于海战。

历史证明，没有核心技术，就会受制于人，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1970年下水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共有零部件46000个，使用了1300多种材料，这些零部件和材料，全部由中国自主研制。能够自主制造这么多的零件和材料，需要现代工业体系的支撑。全国共有2000多家工厂、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军队单位参与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实验、生产等制造环节。

中国海军有了自主研制的核潜艇，犹如增添了一把“海中利剑”。实力不断增强的人民海军力量，彻底扫除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列强海上入侵带给中国的阴霾。

不单是在海防领域，自主创新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强大力量，催生了两弹一星、中国高铁、北斗系统等众多科技成果，它们已成为国之重器、民族骄傲。

引航灯

“拓荒牛”精神绵延传承

彭士禄，1925年生于广东海丰，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禄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朋友送他一尊“拓荒牛”的雕塑，被他放在办公桌上。“拓荒牛”用力蹬脚，挺起倔强的犄角，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生动展现出来。

党和国家要求研制核潜艇的命令下达后，无数科研工作者、建设者、部队官兵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到艰巨的研制、试航等任务中。他们如“拓荒牛”一般，用尽全身力量，朝着最终目标“倔强”前行。

“拓荒牛”不惧怕走无人走过的新路，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在参加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时，发现了两个从国外带回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模型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把玩具拆开、分解，进行研究。“绝不能等有条件再说，有驴先骑驴，什么时候有马了再骑马，总比停在原地好！”黄旭华说。

高难度的任务，需要“拓荒牛”付出巨大的牺牲。从1959年起，参加潜艇核动力设计的工程师李宜传，在切除一个肾后带病工作，吃住在现场。1972年4月，李宜传终因过度劳累牺牲在核潜艇上。

“拓荒牛”勇于创新、不怕牺牲，源于他们听到了党和国家的召唤。“我不能陪你走完一生，一辈子欠你的情。希望你不要难过，把孩子带好，再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参与深潜试验的艇员董福生，为了以防万一，偷偷给妻子写下“遗书”。

人民没有忘记为研制核潜艇付出巨大努力的每一个奋斗者，“拓荒牛”精神也在人民心中扎下了根。“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创造”奋力转型，自主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时强调，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船档案

“长征1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长征1号”核潜艇，舷号401，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长征1号”艇长100米左右、宽10米左右，最大潜深可以达到300米，主要担负水下作战任务，具备巡逻、侦察、对海作战等能力。

“长征1号”1970年12月26日下水，1974年服役，担负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使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护卫国土的“水下移动长城”。

参考文献

1.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11月版。2.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版。3.杨连新编著：《见证中国核潜艇》，海洋出版社，2013年1月版。4.王艳明著：《誓言无声铸重器

黄旭华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