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童波

在鲁迅的《故乡》里，有这样的描述：“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这少年便是闰土。这“海边的沙地”就是闰土的故乡——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

回乡线路

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位于称山脚下的冲积平原之上，濒临海塘，古名炭浦。《越旧经》云“勾践运炭于此。”相传，

晋时有杜姓在此定居垦荒，因在水边，故名杜浦。这一地名也一直延续至今。当地人俗称“沙地”或“海边”。

走近杜浦村，村口一块大石映入眼帘，上面写着：“鲁迅笔下

闰土故乡”。沿着宽阔的村道前行，只见良田秀丽，屋舍俨然，上百栋外形相仿的别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庄里。

闰土的原型是杜浦村农民章运水。88岁的章贵是章运水的孙子，由农民、文盲，通过刻苦努力，成为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鲁迅的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仍身形魁梧，面容和蔼，笑起来十分亲切。他给人的印象是：农民的外形，知识分子的气质。

杜浦一带有句老话：“有囡不可许沙地人。”章贵回忆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杜浦村的东北面是广袤平坦的沙地，村东南是无垠的水稻田，当地主要产大米、杂粮、棉花、络麻、水果等作物，虽然是鱼米之乡，但农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特别是碰上水旱灾年，只能靠烂菜、豆腐渣、螺蛳、糠等充饥。

章贵的父亲章启生是“闰土”的长子，章贵3岁那年，章启生因为劳累过度而病故。后来，章家租了地主家的六七亩水稻田。翻耕插秧，全靠他的两个叔叔起早摸黑，章贵和他的兄弟只有十来岁，就帮大人做一些零星活，如送茶水、点心、中饭等。

“1941年，大约在中秋节后，下了四五天暴雨，曹娥江江水泛滥，冲垮了两岸的塘堤，村内外变成一片汪洋，家里种的几亩地的玉米全被大水冲掉了。灾民来不及外逃，有的爬上大树，有的爬上草舍顶，猪羊鸡之类很多都淹死了。”章贵说。

天灾人祸很快使章家陷入困境。因此，章贵的母亲去上海当了保姆，哥哥当了童工，妹妹连病带饿死去了，章贵被送到邻村当小长工。

在旧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封建礼教，使他们的人生成为悲剧。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让农民翻了身，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章贵一家和沙地的百姓一起脱离了苦海。可他已错过了上学的机会。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文盲。

“可我不甘心，卖掉了哥哥去上海当童工时送给我的纪念品——一条棉纱腰带，用这个钱去买书。我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去速成班读书。那时，我采取了‘小和尚念经’的朗读法：早上读，晚上读，上课读，下课读。”章贵说，1954年2月，政府抽调他到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在领导的关怀下，他进了职工夜校，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文化学习。很快，他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从1956年起，他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几十万字，并被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吸收为理事。1982年，他被提升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直至1993年退休。

章家与鲁迅家的往来是从章贵的曾祖父这一代开始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章贵还与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成了好朋友。1956年，周海婴和母亲许广平到上海参加鲁迅坟墓迁葬仪式。之后，他们回到绍兴，周海婴与章贵相识，两人一见如故。1976年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的日本之行，章贵和周海婴在日本和上海相处了一个多月时间，周海婴对他如兄长般照顾，有时过马路，周海婴都拉着他走。

“我现在生活很好，有一儿一女，儿子早年是一名纺织工人，后来成为一名金融业的白领，女儿是一名幼儿教师。小时候，我在杜浦住的是泥巴石头垒起来的平房，现在我和老伴住在越城区望花小区，三室一厅，很舒服，比起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章贵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杜浦村及周边的化工、五金等产业发展起来，村民生活变得富裕起来。虽然祖父章运水的孙子多数已经过世，但他们的儿孙辈们仍然住在杜浦村，或到乡镇企业打工，或跑出去做生意，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家家都盖起了小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