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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国勇

以保护、利用和传承老三江闸为核心的“三江文化休闲区”建设正在推进之中，作为三江闸区块中重要文物遗址的三江所城东城门，也在文物部门的重视下于去年年初修葺完工。而我市方志专家、《绍兴市志》总纂任桂全先生在研读相关史料时，也对这一我市现存唯一的明代抗倭军事遗址有了更多新的发现。

涌现抗金民族英雄

围绕老三江闸的保护和利用，任桂全先生曾多次受邀参与相关议题和方案的讨论。正是在这过程中，他对三江所城的存续历史和建设背景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去年年底集中时间搜集相关文献和史料进行了学术梳理，并于日前写成了论文《三江所城考》。根据他的研究，三江所城建于朱元璋洪武二十年（1387年），是在明初实行“卫所”制的背景下产生的海防军事要塞。“一般一郡设一所，数郡设一卫。绍兴府由于地处东南海防前哨，形势险要，所以打破常规，特设绍兴卫、临山卫、观海卫3卫，下设三江所、沥海所、龙山所、三山所等5所。”作者在论文中写道。

根据文献记载，任桂全发现，其实为防御“夷人”入侵，早在宋代，绍兴三江口就已经有了“三江寨”，从地理位置看可以算是三江所城之前身。更重要的是，这里涌现了一位壮烈殉国的抗金英雄。任桂全介绍，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年底，当时已驻跸越州的宋高宗赵构，迫于金兵追击，又仓促逃亡宁波（明州）。越州知州举城降金，而新任温州通判兼浙东安抚使的曾怘（唐宋八大家曾巩之孙）坚守三江寨营，拒绝投降，结果被金兵抓获，连同家人一起被杀。明万历《绍兴府志》的记载是：“左右驱怘及其家属40余口于南门外，同日杀之。”“这个发生在绍兴的抗金英雄故事，值得今天的绍兴人，特别是三江村曾氏子孙的敬仰。”任桂全说。

曾实行“军垦”

根据明初卫所组织的规定，“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绍兴当时的其他几个所城，军士基本就是这样配置的，像沥海所和三山所都是1120名，龙山所是1260名。但三江所则有所不同，据万历《绍兴府志》：“三江所千户五员，百户十五员，镇抚一员。额军一千三百五十二名。”在任桂全看来，之所以军官和军士的编制人数跟朝廷规定的不同，高于一般的所城，这跟三江所海防任务特别艰巨有关。

这么多军士驻扎，怎么解决他们的军粮供给问题？任桂全告诉记者，根据史料记载，明清卫所仿效了自西汉以来的屯田设防之制，而屯田历史上又分为三种——军屯、民屯、商屯，三江所实行的就是军屯，也就是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的一种屯田制。“三江所的军士分两种情况，一部分既驻防又屯种，一部分只参加守防，战时服从统一指挥，无事散归原地。”据他透露，由于绍兴地狭人多，可用于屯种的田地面积有限，考虑到光靠屯种粮食无以自给，山阴县还将粮仓设在了三江所城内，除了水运方便外，还便于补给军粮。

尚武之风催生大量武进士

也许是因为出身行伍的原因，三江人对练武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同时又十分敬重儒业，因此由三江所城演变而来的三江村习文尚武之风兴盛。《三江所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业、举射策。约十家坐一墅师，四隅内外攻制科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则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

“事实也确是如此。”任桂全根据《三江所志》和《绍兴市志》的记载作了统计，在明万历二十六年至清顺治十八年（1598~1661年）的63年间，三江所城共有中式文进士7名，在明嘉靖二十九年至清康熙三十六（1550~1697）的100多年间，城内共考中武进士30名。而明清两代，绍兴全市武进士是259名，分别是绍兴县（含山阴、会稽）204名、诸暨27名、上虞17名、嵊县8名、新昌3名。“算下来，三江所城的武进士，占到全市总数的11.58%，占到绍兴县的14.71%，比其他的任何县都要多，武风之盛可见一斑。”

绍兴也有过“妈祖庙”

在研读的过程中，任桂全先生还发现，由于三江所城内驻防军士来自四面八方，又为着同一目的长期生活在一起，因此在这个早期的移民村内形成了有别于其他乡村的独特风俗习惯。“除了尚武崇文之外，这里的人特别友善淳朴，做到了‘城如一家，家如一人’，特别重视经商，利用沿海区位优势‘煮海兴盐’和发展水产业，但更特别的是这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军城内除了一般的佛教和道教场所，还有宴公庙和天妃宫。“宴公和天妃是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和海神，其中天妃又称天后，也就是闽台地区所称的妈祖。军城里的人之所以敬奉他们，是因为三江口濒海，而人们又经常需要出海，为此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