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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一个小村庄，500多户人家，近三分之二奔波在大江南北，从西藏、新疆的边陲小镇，到北京、上海的繁华街头,到处可见他们的踪影——“杭州小笼包店”。

担一副蒸笼，租一个门面,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小笼包经营者，他们的家乡嵊州市禹溪村，也被贴上一个响亮的标签——中国小笼包专业村。

每逢春节，这群在外谋生的小笼包人，如候鸟般，回到老家。待到元宵节后，再次出发，奔赴天南海北。

今年是禹溪小笼包专业村创业30年，小笼包人还好吗？

小笼包村“当家人”的隐忧

●记者

沈卫莉

文

张亮宗

摄

小笼包村“当家人”的隐忧

相传，大禹治水，毕功于今天嵊州市的了溪，于是了溪村民为了纪念大禹，把“了溪”改名为“禹溪”。

禹溪历史悠久，但今天的它更以“小笼包村”闻名遐迩。

这个村子诞生了嵊州第一位外出经营小笼包者，他带领亲眷老乡外出，一带十，十带百，最后带动全市5万人在外经营小笼包，带出了嵊州的一个产业——小笼包产业，让不少农民走上致富路。

正月初七，年味还浓。记者来到嵊州禹溪村，一个毗邻上三高速的小村庄。从嵊州下高速，驶上嵊州大道，便看见蓝底白字的“禹溪”二字。

拐进禹溪村，但见村口的超市、餐饮店都铁门紧闭，只有几家蒸笼店还开着，上面写着“订蒸笼”几个字，这算是小笼包村里的配套产业。

走进蒸笼店里，一位正用竹篾做蒸笼的婆婆告诉记者：“你要采访小笼包经营户吗？春节里正好,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都是做过小笼包生意的。”

禹溪村与嵊州大部分农村不同的是，村里多是别墅式的三层楼房、四层楼房，高大铁门，不锈钢门窗，瓷砖外墙，过道上停着宝马、奥迪等豪华小轿车。平日里，与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禹溪也有点寂寞，村里的青壮年多外出做小笼包，只剩老少留守,上好的楼房都闲置了，有个别人家挂出了“单身公寓出租”的牌子。

66岁的村支书屠兴招，没有从事过小笼包营生，曾兼任嵊州小吃协会会长。他自豪地说，多数村民在上世纪已经完成了新房建造，本世纪初，富裕起来的村民基本上都有汽车了。

“过年，村里人见面都说小笼包。听说最好的一家小笼包店去年赚了50多万元，人均达10多万元，地里绝对刨不出这么多钱。”屠兴招说，每年春节，嵊州城里的房地产商都要到禹溪村来推销房产，村里的小笼包经营户过了元宵节就要出发。所以他们一旦看好房子，喜欢一次性付清购房款，现在多是给孙辈买学区房。

屠兴招的治村理念是，做好村民的后勤服务工作，建老年活动室、少儿图书室和电脑房等，解决外出村民的后顾之忧。“仓禀实而知礼节。外出经营小笼包让村民们走上致富路，丰衣足食的村民懂得道德礼仪，这么多年来，禹溪从没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

但在自豪的同时，他也心有隐忧。近几年，禹溪村小笼包经营户在逐年减少，到2015年底，从事小笼包营生的人数比最高时少了30%。

“30年过去了，‘包一代’的年龄快六十了，面临着歇业或者交接班，还有部分人选择转型。‘包二代’中有部分嫌做小笼包太辛苦，不愿意接班，或者父母亲不愿意让他们接班，毕竟经营小笼包长年在外，顾不了家。”屠兴招担忧，长此下去，若干年后，禹溪“小笼包村”会不会随着小笼包从业者的减少慢慢消失。

2009年，屠兴招领到“嵊州市小吃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这标志着该市小笼包经营户有了自己的组织。当时，他参加了政府部门在北京举办的小笼包现场推介会，邀请北京小吃界的专家、经营者一起品尝“禹溪小笼”，畅谈传统小吃文化，深挖“禹溪小笼”的文化内涵，努力营造“做小笼包，走致富路”的氛围。

去年，嵊州市小吃协会也注销了……

“小笼包第一人”的坚守

嵊州有小笼包，据说始于1933年。一位名叫陈东生的嵊县人，从杭州知味观回家，在县城开了一家小笼馒头店，这是该县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小笼包店。

半个世纪后，禹溪村农民屠福元成为嵊州小笼包的推广者。

屠福元，62岁，禹溪村人，小学文化，在成为嵊州小笼包第一人前，他压根儿不知陈东生是谁，也不会做小笼包。如今，因为是“第一人”，他经常要接待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采访。

前年正月初九，屠福元在北京的小笼包店不停业，因为生意太好，人太疲惫，他在上厕所之时意外发生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抢救，昏迷了整整20多天，才被抢救回来。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屠福元气色大有好转，只是记忆力大不如前，连裤子倒穿了也不知道。但是一说起小笼包，他呆滞的眼睛立即发光，“待我身体好点了，还要到北京去做小笼包，赚钱帮衬生病的女儿和儿子家的生活。”

198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屠福元因为养蜂失败，欠下2400元债务。村民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屠家怕是一辈子还不清这笔巨款。

在村里待不下去了，这年岁末，屠福元选择到贵州做袜子师傅，每月报酬200元。在贵州，他意外邂逅一位开绍兴小笼包店的老乡。一天，这位老乡神秘兮兮地与屠福元耳语：“小弟呀，我开小笼包店，一个月收入有600多元。”

屠福元听后，惊得嘴巴张得老大。他立即辞了袜子师傅的工作，悄悄回家担了十几副蒸笼，到贵州开小笼包店，步起了老乡的后尘。

在热心老乡的帮助下，屠福元夫妇于1986年初在贵州铜仁开出一家小笼包店，取名“杭州小笼包店”。

“之所以叫‘杭州小笼包店’，因为无论嵊县还是绍兴，知名度都远远不及杭州……”屠福元说起往日情景，神情完全不像病人。

“杭州小笼包店”一开张，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屠福元夫妻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干到晚上11点才睡下。当时他不知道苦累为何物，每晚收工后数着大把钞票，心里那个甜。

这年春节，夫妻俩回家还清了2400元债务，村里立即炸开了锅：“什么生意这么赚钱？他们原先一定是把钱存到外地，他们在做非法买卖。”

屠福元夫妇听后笑笑，不置可否，只是悄悄地叫上家里的亲亲眷眷，一起到外地开出了一家家“杭州小笼包店”。

又一年春节，屠福元回家，开始建造四层楼房，这下子村民眼红了，央求着跟屠福元到外地去发财。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村民上溯几代，多少沾亲带故，于是，在屠福元的示范效应下，禹溪村民怀揣着仅有的几十元钱，纷纷仿效他。一个又一个，一年又一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达到巅峰，全村90%的青壮年外出经营小笼包。

30年过去了。

春节，屠福元多数时候坐在家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他的一双儿女都没有继承他的产业，他的小笼包店几经转让，已经不知主人是谁了。

只有当村民夸屠福元是外出经营小笼包第一人，对嵊州小笼包产业作出了贡献时，他的脸上就会漾起笑意，随后补充一句：“我身体好了，还要做小笼包。”站在旁边的妻子则嗔笑他：“生活可以自理就好了！”

嵊州小笼包的新节点

去年腊月二十，禹溪村民丁善华关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杭州小笼包店”，回到禹溪过年，元宵节后再回北京，他一年在家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最近几年春节回家，他都会与二十出头的儿子促膝长谈小笼包营生。“我们夫妇俩从1995年开始外出做小笼包生意，从内蒙古到北京，已经整整20年了，每年少说也能赚回20多万元。但是我24岁的儿子却不屑于做起早摸黑的小笼包生意，搞起了汽车装潢……”

这让视小笼包为毕生营生的丁善华多少有点不舍，却只能面对现实。“就这么一个孩子，由他吧。”他无奈地说。

在北京从事小笼包营生的嵊州人少说也有2000人，他们建有一个QQ群，群上常有人感叹，不少“包二代”不愿“子承父业”做小笼包了。

不过，这在禹溪村村民徐秋江看来，完全正常，也是必然趋势。

今年55岁的他，曾在贵州等地开了9年小笼包店。早在1995年，他就改行做木板加工生意，转行的原因只有一个：“这行实在太辛苦了，一天工作时间12小时以上，365天除了春节，天天在干活。”

“小笼包产业带领村民走上小康路，但是‘包一代’一旦赚了钱，有部分人选择见好就收，‘包二代’在嵊州本地干活也能够赚到差不多的钱时，他们就选择放弃。”嵊州市剡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秋波认为，小笼包经济发轫于禹溪村，30年后，禹溪的小笼包产业已经输出到全市，就整个嵊州而言，小笼包从业者人数没有下降。

徐秋江1995年放弃小笼包这行时，正是与禹溪相距16公里的仙岩镇仁村村民外出做小笼包生意的初创期。如今，仁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外出开小笼包店，仅在新疆开小笼包店的就有10户。

仁村村民竹才根，5年前在村里开拖拉机搞运输，一年到头也就赚个3万元光景。一次闲谈中，禹溪的远亲提醒他不如去新疆开家小笼包店更好赚钱，50岁的他在新疆奎屯国道旁开了一家小笼包店，专门做过路司机的生意，由于生意红火，前年他叫上儿子儿媳一起创业。今年春节，竹才根的儿子开着宝马5系轿车从新疆回到仁村，一时让村民艳羡不已。

去年央视报道了“小笼包闯出大世界”，让嵊州小笼包又火了一把，当地政府也有意让嵊州小笼包香飘四方。禹溪小笼包人又开始思考小笼包的明天。

“禹溪村小笼包到了转型升级的节点，如何从粗放型生产提升到专业化生产，这是当务之急。一要提升小笼包店的形象、服务、环境和卫生；二要实现‘互联网+’，做大速冻小笼包这一业务。就政府层面而言，正在筹建小笼包协会，即将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做好小笼包产业宣传、培训和创业的引导工作。”嵊州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钱东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