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曾经对鲁迅先生有一句玩笑话，说给鲁迅写传记，“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了之后，笑着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先生接着说，鲁迅先生平生有五位姓许的朋友，三位男的：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两位女的：许羡苏和许广平。

鲁迅因为理想和性格，许多曾经的朋友均与他交恶，包括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但是有一点几乎大家都了解，即他与许寿裳之间的友情超越了一般的朋友。按照许广平先生的描述：“鲁迅和许寿裳在一切谈论的时候，也会有争执，但很快会被一阵欢快的笑声所掩盖，这背后便是高山流水的互相印证，非外人所能道也。”

或许长期的共同生活经历，使他们之间已经知根知底。鲁迅和许寿裳有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经历，在日本留学期间，许寿裳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寻到一所华美的住宅……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灯上署名曰‘伍舍’”。所谓“伍舍”当然就是指五个人所住的地方。

在“伍舍”的日子，许寿裳与鲁迅经常是结伴而行，一起去章太炎先生那里听课，一起去逛旧书店，甚至一起学德语。

由于许寿裳去了德国，鲁迅继续在日本，所以他俩有一个短暂的分别。但是，因为许寿裳在德国的学费无着，便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务长。而鲁迅因为周作人与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结婚，又因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便回国谋事，这样他们便又在杭州重聚了。这是1909年的事。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许寿裳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在教育部帮忙，许寿裳很快向蔡元培先生推荐鲁迅，“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

教育部北迁，许寿裳和鲁迅也随之北迁。刚开始同住在绍兴会馆。这个地方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其笔下经常出现的北京宣武门附近的“Ｓ会馆”。在这里鲁迅还结识了许寿裳的兄长许伯铭，与他也成为莫逆之交。

鲁迅在绍兴会馆，除了对故乡越中先贤的事迹颇下功夫之外，对魏晋文章也很感兴趣，开始校《嵇康集》。后来又对佛经感兴趣，特别是《瑜伽师地论》。其实这主要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因为魏晋文章和佛教特别是《瑜伽师地论》正好也是章太炎手边的书。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了解鲁迅、许寿裳与章太炎的感情殊为重要。

许寿裳和鲁迅密切相关的事件，要算是“女师大风波”。许寿裳本来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校长。而在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影响下，女高师于1924年5月，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任校长。1925年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许寿裳在章士钊将鲁迅免职后，于1925年8月25日在《京报》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文中言辞十分激烈。“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一轻薄小才，江湖游士，偶会机缘，得跻上位。于是顿忘本来，恣为夸言，自诩不羁，盛称饱学，第以患得患失之心，遂辄现狐狸狐滑之态。近复加厉，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寿裳自民元到部，迄于今至，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这宣言既是对章士钊的激烈抨击，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辞职的声明，可以说是为朋友而两肋插刀之举。

经过打官司，鲁迅、许寿裳和齐寿山在教育部的职务得到恢复，但是，教育部显然已不是久留之地。加上日益严酷的紧张气氛，鲁迅、沈兼士等人于1926年南下厦门，1927年便转赴中山大学。鲁迅南下的时候，许寿裳托鲁迅代为留意寻找合适的教席，在中山大学，因鲁迅是教授兼教务主任，所以许寿裳的事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便又开始了“同住”。

“那时候，他（鲁迅）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即使是鲁迅搬出中山大学租住在白云楼，依然是鲁迅、许广平和许寿裳三人合居。不久，鲁迅辞职去上海，许寿裳也随之辞职。

鲁迅到上海之后，他俩间的联系依然密切，鲁迅是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开蒙先生”，后来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鲁迅还专门给开过一个书单。一向主张少看古书的鲁迅开列的书单中，居然没有一本是现代人的作品，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鲁迅在上海，已是万众瞩目的文化英雄，但是和许寿裳的交往却是十分平易。许寿裳的女儿生病，鲁迅更是亲自寻医问药，这在1934年他与许寿裳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体贴和细致的一面，与一般所谓的“匕首”和“投枪”且是两面。“倾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瑒来就医时，正值弟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之语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帐来取”。

1935年7月鲁迅还破例出席了许寿裳长女在上海举行的婚礼，甚至把手头的翻译工作都停了下来。

鲁迅和许寿裳的友谊，显示了鲁迅温厚的一面，因此在许寿裳看来，鲁迅甚至是不会骂人的人。即使对于人们比较公认的鲁迅之骂人，他也有很有趣的说法：“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过称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

在对难以评说的周氏兄弟之反目之事上，他显然是偏向鲁迅。

如果说只能举一个人为鲁迅的朋友，毫无疑问，那就是许寿裳。我们可以用许广平先生为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写的《读后记》作为证据。文中说：“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肯如此写出的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