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生活10年间，他建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朋友圈”

1927年到1936年，这十年时间，鲁迅是在上海度过的。

日前，上海鲁迅纪念馆推出“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与国际友人在上海暨纪念鲁迅定居上海九十周年特展”，呈现了鲁迅在上海期间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和他在上海10年的生活状态，展期至11月20日结束。

鲁迅先生一生结交的外国友人颇多，在上海期间，与他有交往的就有内山完造、鹿地亘、山本实彦、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伊罗生等。他们之中，有世界闻名的文学家，有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有知名艺术家……

8月24日，记者前往上海鲁迅纪念馆，探访鲁迅先生与老外们的故事。

内山完造：

鲁迅多次在内山书店避难

●记者

童

波

文/摄

内山完造：

鲁迅多次在内山书店避难

教科书中的鲁迅铁骨铮铮，甚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在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的眼里，鲁迅则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

鲁迅和内山完造初次相见颇具戏剧性。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部主任王晓东介绍，当年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曾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描述：1927年10月的一天，顾客稀少，我与内山夫人坐在那里。这时，有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他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白布鞋，鞋的两侧已不那么白了；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从东侧入口进来的这个人，什么也没说，先是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选书……从其穿着来看，也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的书每本至少要一二元。但是，这个人一下子挑选了十几本，合计50多元——这个数字已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因此，当时我们开始注意起这个人。

这人正是鲁迅。当鲁迅第二次来买书，并告诉内山完造他叫“周树人”时，已成半个“中国通”的内山完造一下子就知道了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

这一年，鲁迅47岁，内山完造42岁。

王晓东说，内山完造1885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直梦想当一名传教士。1913年3月，他前往上海推销药品兼售福音书。后来，他和妻子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开了家书店——内山书店。1929年，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

正是书店的氛围以及离家比较近的缘故，鲁迅常到那里做客。加上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他与内山完造一家很快熟络起来，两家人也经常走动。后来，书店就成为内山完造掩护鲁迅等进步作家们聚会的地方。

而内山完造帮助鲁迅避险，重要的就有三次。王晓东说，第一次是1930年3月，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鲁迅发表《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后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向鲁迅发出逮捕令，鲁迅就是躲到内山书店避险，后又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转移到北四川路上的拉摩斯公寓。第二次是1931年初，在左联年轻作家柔石等人被捕时，感到自己同样面临危险的鲁迅又是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转移到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花园庄蛰居了一个多月。第三次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天，日本军警以“搜查便衣队”为名搜查鲁迅家。为安全起见，内山完造让鲁迅携全家紧急到自己的书店避险，后又将他们转移到位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分店躲避。内山书店职员鎌田诚一不顾危险，一路护送。

在这期间，与鲁迅结下友谊的不仅有书店职员，还有日本读者。日本僧侣杉本即是其中之一。1932年4月，年轻的杉本为复兴因上海“一·二八”事变而荒废的高野山别院以及对佛典进行分类与整理而来到上海。当时上海高野山别院在今鲁迅公园西侧，离内山书店很近，所以爱好文学的杉本常到书店，因此结识鲁迅。

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还结识了社会活动家宫崎龙介夫妇，以及鲁迅晚年时经常为其诊病的医生须藤五百三等。

埃德加·斯诺等：

“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上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知道了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她随即对鲁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迫切渴望结识鲁迅。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馆员乔丽华说，按照西方习惯，史沫特莱先给鲁迅写信，得到同意后才前往拜访。那是1929年底的一天，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夫妇陪同下来到景云里鲁迅寓所。正是这次与鲁迅的谈话，史沫特莱开始与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联系，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联系，鲁迅也由此成了史沫特莱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之一。

乔丽华说，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的50虚岁寿辰，那些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们希望借此机会搞一次隆重聚会。史沫特莱欣然受命，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这次寿辰聚会发起人中有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许广平，叶绍钧和茅盾也出席了。整个聚会活动在胆战心惊的望哨中偷偷进行着，鲁迅讲了自己的前半生、他的成长、他为何弃医从文，深深地吸引了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忆鲁迅》中还讲过一件事：1931年3月，也就是在鲁迅50虚岁寿辰的次年，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被捕遇难，鲁迅写了篇文章，名为《写于深夜里》，他委托史沫特莱将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深深地担忧起他的安危。鲁迅先生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鲁迅特别喜欢德国女版画艺术家珂勒惠支，曾收藏了不少她的原拓版画，后来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他与珂勒惠支通信，邀请她为中国创作。1936年，鲁迅自掏腰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书的前言《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便是鲁迅先生邀请史沫特莱撰写的。

同样为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诺也一样受到鲁迅的影响。他曾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乔丽华说，斯诺当时为了研究中国当代的文艺作品，通过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牵线认识了受监视的鲁迅，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他打算翻译鲁迅个人集子里的作品，但鲁迅建议他关注更多别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后来斯诺接受了提议，对翻译集作了调整，前半部分是鲁迅的作品，后半部分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1936年7月，这本名为《活的中国》的翻译集在美国出版。鲁迅曾应斯诺要求，在南京路雪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用在《活的中国》卷首，鲁迅认为这是他照片中“最精神饱满的一张”。

乔丽华介绍说，还有一个美国人被鲁迅先生深深打动。伊罗生原名叫哈罗特·伊赛克斯，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是他来上海后茅盾为他起的。伊罗生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30年来中国，任上海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及《大陆报》的记者、编辑。1932年1月13日，他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帮助下，创办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国论坛》期刊。刊物以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进步的文艺作品为主。

“此后，伊罗生拟选编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拟定书名为《中国被窒息的声音》。为了这一计划，伊罗生专程拜访了鲁迅。鲁迅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表示将尽力相助。后来，伊罗生将书名易名为《草鞋脚》，改动的灵感来自鲁迅的一篇演讲。鲁迅说，有些作家自命为“第三种人”，要超然于斗争之外，这些人“先前曾用皮鞋踏进中国的文艺园址里去，却又想牢牢坐定，拒绝那些穿着破烂的草鞋的人踏进去”。

但由于后来美国政治环境的恶劣，这本《草鞋脚》推迟至1974年才出版，但它仍为海外最早出版的中国进步作家的现代短篇小说集之一。

　鹿地亘：

唯一为鲁迅抬棺的外国人

鲁迅生前最后一次串门是在1936年10月17日，那是他临终前两天。

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谷非”是诗人、翻译家胡风的笔名。而鹿地亘1903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鹿地亘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他因此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日本政府逮捕，1935年获释出狱。

乔丽华说，1936年1月，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辗转来到上海，内山完造先生介绍他与鲁迅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这时的鹿地亘急于要找到一份差事，而鲁迅又需要找一位能翻译日文的人。如此机缘，遂使鹿地亘参加了翻译小说的工作。

当时，鹿地亘和胡风正编译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因此，鹿地亘与鲁迅接触更多了，而且彼此也更加熟悉了。1936年10月4日，鹿地亘偕夫人池田幸子一道拜访鲁迅，鲁迅携全家邀请他们到上海大戏院看了一场苏联电影《冰天雪地》。

但此时，鲁迅沉疴日久，距逝世只有半月时间。

乔丽华说，1936年10月17日，胡风在鹿地亘家一同翻译鲁迅作品，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便主动提出要找鲁迅请教，因为鹿地亘住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燕山别墅，离鲁迅寓所不远。在去鲁迅家的途中，正巧碰到独自在虹口公园散步的鲁迅，于是两人就一同到了鹿地亘家。

那么，鲁迅最后一次串门到底谈了些什么？

乔丽华说，根据鹿地亘后来的回忆，加上相关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鲁迅为鹿地亘带去了《中流》半月刊等杂志，这次谈话以疾病、死亡和鬼魂为中心，因为鲁迅在《中流》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这也是生活》，在第二期发表了《死》，在第三期发表了《女吊》。话题后来转到了鲁迅仰慕的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927年的自杀事件。

曾留学日本的鲁迅又忆起了他刚回国在绍兴教书的情景。那时，他家跟任教的学校有一段距离，晚上回家要斜穿过一片坟地，路两边杂草丛生。有一天下班晚，他穿过坟地时看见一个白色的物体慢慢挪近，后来发现那原来是个小偷。鲁迅总结道：“可见人不必怕鬼，鬼反倒怕人。”说完这段故事，他笑得直咳。

后来，话题转到了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最后，谈到了学外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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