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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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绍兴正在创排国家文化奖励基金项目——越剧《青藤狂歌——徐渭》，编剧余青峰，是10年内三摘曹禺剧本奖第一人。他为何撰写徐渭，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什么？本报特刊登余青峰这一创作随笔，让读者更多了解徐渭，了解其创作背景和写作关切。

题记

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

我也许会忍受黑暗

可如今

太阳把我的寂寞

照耀得更加荒凉

——狄金森

一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这首短诗，记不清在哪里读过。读罢，恍若置身三九严冬，夕阳西下，风声鹤唳，寒意彻骨，连影子都在颤栗。脑海里登时浮现出一个沧桑的背影——徐渭。这首诗，说的不就是徐渭么？晚年的徐渭，曾经画过一幅《墨葡萄》，还题了四句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分明就是徐渭的心灵写照。画中的葡萄，犹似一颗颗晶莹通透却已沾染浑浊的泪珠，往事不堪回首，怎不老泪纵横？

那样的孤独感，很难与我所知悉的徐渭对应起来。以前，仅仅知道他是个绍兴师爷，鬼点子多，善捉弄人，尤其不放过那些权势贵胄。另外，他还很会说笑话，甚至是荤段子，说来眉飞色舞。在民间烙印和世俗眼光里，徐渭是一个智者，属于阿凡提式的传奇人物。

很多戏曲在演绎传奇人物时，往往依据其民间传说，融入虚构和夸张，串联成戏。但我觉得这样的写法，是对古人的简单描摹和表层叙述。我的创作习惯的第一步是阅读，不放过与笔下人物相关的书籍文章，从网上搜罗，从书店选购，从图书馆寻找，从各大高校的论文库借取。只有掌握了大量资料，才敢进入创作的第二步：构思。写徐渭之前，我大概阅读了近两百万字的资料。可这道工序结束后，我彻底懵了，对徐渭的理解跟以前形成的印象简直是南辕北辙。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徐渭？一个诗人、画家、剧作家、书法家、散文家，一个全能的怪才。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身份，他曾在直浙总督胡宗宪麾下当过幕僚，在当时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献过奇计，立过奇功。一个不可思议的徐渭！纵观徐渭一生，八试不第，九次自残，一次次地想把“笔底明珠”货与帝王家，却屡遭重创；一次次地想要了结痛苦的生命，却又都奇迹般活下来。当一个人想死都死不成的时候，此等酸楚，令人唏嘘，更令人震撼。以前那个戏谑笑骂的徐渭从我的脑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饱受命运摧残、历经人格锤炼的徐渭，一个痛楚锥心、泪痕满面的徐渭！

于是，动笔的迫切心，超过以往的创作！

动笔之前，我去了一趟绍兴，造访青藤书屋，参观绍兴师爷博物馆。显然，徐渭是绍兴师爷中的大牌，因为他辅佐的对象是当时的封疆大吏、直浙总督。绍兴师爷这个称谓，已经成为某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褒贬不一，甚至贬多于褒，难听些还被称为狗头军师。

绍兴之行，由于徐渭的存在，师爷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位移了。真正的师爷，有审慎的行事准则和独立的人格坐标，“仁恕求生、尽心尽言、立品洁身、不合则去”，这十六字当是最好的概括。如果说，师爷是绍兴的文化符号之一，那么，徐渭应是绍兴师爷的一座高峰。

几经打磨，2010年5月2日，我完成《青藤狂歌》第三稿。此后，一个接一个的意外出现了。5月11日，家父突发脑中风，与世长辞。父亲在他幼年时就父母双亡，因而，他的家世无从说起，甚至连他母亲姓甚名谁都不知晓。在父亲出殡前几天，从一个年长的亲戚口中得知，我奶奶是从绍兴嫁过来的，而且出生在一个绍兴师爷家庭里。

愕然！写了几个月的绍兴师爷，最后在我父亲去世后才得知，奶奶的父亲是个绍兴师爷，我身上或多或少也流淌着绍兴师爷的血统。这是一种怎样的因缘际会啊？！

人生，在冥冥之中，总有一些暗示，一直蛰伏着，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如一场大雨哗哗把你浇醒。然后顿悟，这就是命运的召唤。

也许，《青藤狂歌》的写作，就是一种暗示。

至于奶奶在绍兴的家谱，已无从考证了。考证的意义，已经不大，不如把《青藤狂歌》写好，那是对先贤的礼瞻，也是一次生命的寻根。

二

有时候，我很害怕戏剧中的“戏剧性”，这是一种悖论。或者说，戏剧性更适合于喜剧作品，对于悲剧而言，戏剧性是不张扬的，潜藏着的，一旦强化，就有些矫揉造作。我更相信，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戏剧性，远远大于戏剧作品本身。有一种创作手法叫做以小见大，写徐渭，我则倾向于“以大觑小”。

何谓以大觑小？首先，我不可能拾取徐渭的人生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件事做文章，那样窥一斑而难见全豹，毕竟徐渭此生，斑斑驳驳，参差繁杂，非一笔一画所能涂染；其次，徐渭一生的几个阶段，就是一台大戏的起承转合，不必虚构就已经跌宕起伏；其三，从大侧面入手，从小细节开掘，有用处恣肆汪洋，无用处一笔带过，由此抒写徐渭完整的一生中之支离破碎的悲剧命运。

少年徐渭，知道自己乃“庶出”之子，生母被养母驱逐离家，对徐渭真心关爱的养母又撒手西去，临终忏悔。徐渭懵懂的心灵，陷入深深的迷茫。

青年徐渭，屡试不第，怀才不遇。入赘妻家，爱妻潘氏早早病逝，徐渭生计窘迫，又成了个流浪汉。

中年徐渭，投身抗倭队伍，又入幕总督府，善文不能书心乃至违心，承受着精神滑坡的痛苦，常在醉意阑珊之中面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何去何从，不知所措。

晚年徐渭，胡宗宪下狱而死，徐渭失去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知己，精神失常，自残又杀妻，生也无趣，死也不能？？

由此，串起了徐渭的命运线。这条命运线，以墙角一株青藤为意象，时而爬行，时而扭曲，时而变形，时而褪皮，时而断裂，时而干枯，无论如何，青藤是顽强而坚韧的，是忍耐而不屈的。徐渭自号青藤山人，个中原因也就不难想象了。

命也，运也，人很难凌驾于自己的命运之上，因而芸芸众生大多选择认命。认了也好，顶多是庸碌无为过一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沟沟坎坎。徐渭没有认命，他选择抗击命运，改变命运，甚而战胜命运，以与生俱来的狂傲和不屑，鄙视着命运的卑微、苛酷和惨烈。但是，心灵与命运的厮打中，心灵越强大，命运也就越粗暴，最终，不断受伤而崩溃的还是脆弱的心灵。

幸好徐渭是一个颇为浪漫的艺术家，书画皆奇绝，诗文亦潇洒。艺术家往往有自我疗伤的本领，他的作品就是疗伤的药剂。当然，药剂用多了，总有失效的一天，于是，艺术家往往选择自残，梵高如是，徐渭亦如是。马斯洛说，“优秀的艺术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很孩子气的”。徐渭的九次自杀，已经变成了一种孩子气行为，磕磕碰碰，跌跌摔摔，还不喊疼。自杀，更是一种与命运搏杀后的逃离，徐渭屡次逃离而不成，一回头，总是看见命运在嘲笑。

命运悲剧，兴许是一出戏里浅尝辄止的东西。那么，深沉的涵义在哪里？

三

是人格。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爱与生的苦恼》一书中说道：“人类幸福有两种敌人：痛苦与厌倦。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幸福地远离了痛苦，我们便靠近厌倦；若远离了厌倦，我们便又会靠近痛苦。”

徐渭的一生，就是不断地靠近和远离痛苦，又不断地远离和靠近厌倦。由此造成他畸形的人格特征，连他的自传体文字都以《畸谱》来命名。畸者，不整也，零散也，偏颇也，奇异也，病态也。

徐渭，是一个多病的人，少年失怙，青年丧偶，中年疯狂，晚年孤苦。而且，他本想医好自己的病，远离痛苦，但每每事与愿违，心结难解。

明明是养母赶走了生母，却对养母深深眷恋，甚至认为养母临终前能反躬自省，不失为圣人之举。这是徐渭人格的第一层迷失。

徐渭始终秉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入世理念，哪怕已成为胡宗宪之座上宾，也不要凭关系进官场，坚信才高八斗，必能登科，却总是不合时宜，不断遭受挫败。这是徐渭人格的第二层错位。

徐渭一生其实是经历了四次婚姻，拙剧只写两次。一次次遭遇婚姻的不幸，一次次沉迷情感的荒漠，一次次陷入生存的泥淖。这是徐渭人格的第三层桎梏。

成为胡宗宪的幕僚，是徐渭人生的顶峰，也是徐渭灵魂的深潭，且不说马作牛耕、俯仰由人之悲哀，求生与求仁之痛苦选择致使他的精神世界沾满尘土，日益颓废。一方面，他对祸国殃民的严嵩，心怀切齿之愤懑；另一方面，为了胡宗宪的抗倭军饷，又为严嵩大唱颂歌。精神的滑坡和沉沦，对于一个向来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吸毒和自虐。这是徐渭人格的第四层分裂。

难能可贵的是，徐渭的晚年，写了一本《畸谱》，记载了自己一生的大事，也不掩饰过失、回避劣迹，将自己的灵魂昭然于后世，“徐渭有过不肯掩，有不知耻以为知。但凡一个真字，不伪饰也。”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呐喊，这是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这也是徐渭人格的最终回归。此处之“畸”，毫无病态，彰显了率真和崇高的人格力量。

命运是肉身，人格是血液，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这正是我撰写《青藤狂歌》一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三获曹禺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