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历史学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

谈电影

很多人走进影院去关注“慰安妇”，这是好事

●记者

童

波

文/摄

谈电影

很多人走进影院去关注“慰安妇”，这是好事

8月的上海，略显燥热。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内，虽然正值暑假，但还是不乏教师的身影。

苏智良的办公室里搁着一摞摞研究“慰安妇”的著作，墙上挂着他标示出的“慰安所”分布示意图。

见到苏教授时，已临近中午。他的声音略显沙哑，因为自电影《二十二》上映引起全民热议后，他这些天几乎都是守在电话机前度过，每天至少要接受四五家媒体的访问，这其中还包括直播、电话现场连线等。

“大部分媒体采访都被我拒绝了。”虽然很忙，苏智良还是乐意讲讲自己的经历：在他父亲4岁时，老家嵊州遭日军侵略，家里生活无着落，于是爷爷带着家人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逃难到上海谋生。文化大革命时期，17岁的他主动申请插队到了江西婺源，22岁时考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最终，他成为了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师。

“有志愿者告诉我，这几天有市民看完电影后，希望来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捐款，让我们转交给那些幸存者。”说起当下热映的电影《二十二》，苏智良点点头说，有很多人走进影院去关注这个群体，这是好事。

电影《二十二》的“80后”导演郭柯，是在2012年拍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期间与苏智良结识。苏智良告诉郭柯，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数量在快速减少，已经从2012年的32位变成了2014年的22位。郭柯因此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不能再等了，来不及了”。于是有了《二十二》。

其实，去年下半年，苏智良就看了这部电影。那是北京的一个内部看片会，他作为影片的历史顾问和电影学院的一些专家一起提前观影，并交流了一些意见。

苏智良说，没有震撼的配乐，没有煽情的旁白，影片通过非常克制的镜头记录22位老人平凡的生活，以及日常叙事下波涛汹涌的回忆。

影片虽然支持声一片，仍免不了有人质疑，认为《二十二》在“消费苦难”，“能理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部分年轻人会有此想法，其实记录是为了‘不忘’。”但仍让苏智良欣慰的是，他为之努力了二十多年的群体，终于也迎来了很多年轻人的广泛关注。

“去年，韩国一部有关‘慰安妇’历史的电影《鬼乡》，引发极大关注。里面的主演本身还未成年，是个15岁的少女，但她母亲觉得，让女儿拍这部电影是一种责任。‘慰安妇’历史比较敏感，但还是要想办法向年轻人或者青少年普及。”苏智良说，国内现在也在改变，现在初高中历史教科书里也有关于“慰安妇”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今年的韩国电影《军舰岛》，揭开日本强征劳工的血泪史，在韩国也创造了不错的电影票房。现在国内抗日神剧频现，很不严肃，消弭了战争的残酷性，对年轻人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如果以后再拍摄类似题材，我希望源于史实，不能歪曲或者消费历史。”苏智良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走进影院，去触摸一下战争的伤痕，去思考如何捍卫和平，“记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

谈现状

找到200多位幸存者，目前在世的仅有14位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从1937年日军大规模设置“慰安所”，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8年，亚洲至少有40万女性受害。其中，中国“慰安妇”人数在20万左右，她们多是被抢掠或欺骗至“慰安所”，年龄跨度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

苏智良沉痛地对记者说，“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使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针对外国女性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那么，当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普遍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

苏智良介绍，在25年的研究经历当中，他们在中国大陆找到200多位幸存者，从黑龙江到海南都有，有些公布身份，有些没有。这个数字是动态的，因为会有人去世，同时会有新的发现。到目前，活着的有14位，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电影《二十二》里采访的只是一部分，里面记录的22人到现在就剩下8人。就在电影上映前夕，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黄有良去世，享年90岁。

苏智良说，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

8月14日是第五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在全国公映。这是中国“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第一次在院线展映，反响热烈。

苏智良最近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以电影《二十二》历史顾问的身份。他被誉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25年间，为还原历史，苏智良与时间赛跑，带领团队走遍大半个中国，寻找并援助了20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是国内对“慰安妇”问题研究调查、搜集日军犯罪证据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8月17日，本报《新周刊》记者前往上海师范大学，与这位历史学家面对面，深谈“慰安妇”这个严肃的话题。

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发起4个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诉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但原告方全部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

在苏智良看来，日本政府唯一应做的，就是改正这种无赖态度，老老实实公开历史文献，以道德勇气承担责任，真诚地向受害者道歉谢罪，洗刷历史的耻辱，然后才能光明正大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山西有一个幸存者，她是个孤独的老人。有一次在干活回家的路上晕过去，小山路上，没有人救她，醒过来自己爬回家。海南一个幸存者，我们去她家里时，看到一口大铁锅里煮的是野菜，第一锅是她吃，第二锅再放点糠，就是用来喂猪的。”苏智良说，这些幸存者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且战后关注的人比较少，救助和关爱更少，总体经济情况不是太理想。与同龄人相比，很多人由于战争创伤，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农村，没有后代真的很悲苦。

在苏智良的电脑里有一个长长的文档，保存着他找到的20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的信息。屏幕上的字体红黑相间，红色代表已经离世，黑色表示尚存人间。

“如今在世的只有14位了，看着老人一个个离开，内心非常痛苦。”自2000年开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对幸存者进行生活援助，以帮助改善她们的生活，这让苏智良得到了些许安慰。

从刚开始的每人每年1200元，到现在每人每年5000元，多年来，苏智良团队筹集并援助的金额达数百万元。除了自掏腰包，许多热心人士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苏智良认为，还原历史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她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其中三分之一都卧病在床。”

谈调查

去了日本20多次，钻进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查阅资料

位于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二楼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内，保存着很多实物藏品。比如有幸存者留下的抗日战争纪念章，因为一些幸存者在被日军抓去“慰安所”前还是红色娘子军，还有当时“慰安所”使用的安全套等证物。这些年来，博物馆还为一些幸存者做了手模脚模，也陈列在博物馆中。

“我接触‘慰安妇’问题是在1991年，当时在东京大学一个国际会议上得知，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在上海，我很惊讶。我是做上海史研究的，却从来不知道上海和“慰安所”有关联。此后，我就开始做‘慰安妇’问题研究，一做就是25年。”看着这些藏品，苏智良讲起了他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缘起。

那时，“慰安妇”问题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这让苏智良愤慨，也意识到揭露真相的急迫，他开始钻进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查阅资料，并自费将留学期限延长一年。

据他介绍，1932年1月，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指定了包括“大一沙龙”在内的4家风俗店作为海军“慰安所”，这是目前资料中所见最早的“慰安所”记录。1937年，日军在中国建立起大量的“慰安所”，其中仅上海一地经资料或实地查实的“慰安所”，就有170所。

1997年，苏智良的研究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肯定，将“慰安妇”研究作为学校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由苏智良全面负责。苏智良开始设计全国调查的路线图，经过详细研究，从南京开始调查，随后，他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市，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数千张。

从1998年5月开始，苏智良用10个月时间完成了30万字的《慰安妇研究》，并自费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该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1999年，苏智良主持建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聘请了60个调查员和研究员，形成一个网络，展开系统调查，并再次出版了13万字的《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为了调查情况，这些年，苏智良去了日本20多次。期间，他还多次去日本演讲，讲述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2000年，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朝鲜、韩国、中国、荷兰、菲律宾等国都有参加，苏智良当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

2007年，苏智良主持建立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并成立了一个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组织，他是这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在聚焦“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长达25年的研究旅程中，夫人陈丽菲是苏智良的有力陪伴者。

陈丽菲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祖籍诸暨。苏智良告诉记者，和受害幸存者面对面访谈的工作，得由夫人陈丽菲完成，“这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

“她比较细腻和专业，通过资料核查设问、陪伴聊天、佐证展开等很多环节进行，很多历史细节与信息，逐渐可以得到展现。当然也很痛苦，老人讲到伤心事肯定会流泪，她经常会陪着流泪。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们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必须要得到一些真实的信息。”苏智良说，在全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者还是比较少，如今自己的研究主要依靠学生们。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有一张表，记录了上百名学生的名字，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曾在20多年间跟随他研究过一段时间，有长有短。苏智良感慨：“这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张魁告诉记者，他们前期已完成对金华地区的“慰安所”旧址调查。目前，浙江地区仅剩一名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就生活在金华。金华在抗战时期也存在很多“慰安所”，经他们调查，金华雅堂街是战时日军著名的“花街”，不足300米长的雅堂街上，有5个日军“慰安所”。

苏智良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准备花三年时间，调查研究浙江地区的慰安所及“慰安妇”问题，其中就包括位于诸暨和嵊州的“慰安所”，并将出版相关书籍。

“我们对‘慰安妇’问题持之不懈的研究，除了揭露日军暴行，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之外，更是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坚守和平。”苏智良说。

人物名片

苏智良：1956年出生，祖籍嵊州市三界镇沈湖村，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著有《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等著作。

绍兴乡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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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从《三十二》

到《二十二》

2012年，郭柯拍摄了广西“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的“日本儿子”的生活，通过韦绍兰母子的故事，《三十二》给世界留存了20万中国“慰安妇”独特人生的片段回忆。此片未在国内公映。

拍摄《三十二》时，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慰安妇”老人仅剩32位，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人们陆续离世。到2014年，幸存的老人只剩下了22位，为了尽可能地留住这段历史，郭柯开始了纪录电影《二十二》的制作。

该片以2014年中国内地幸存的22位“慰安妇”的遭遇作为大背景，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述，串联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现状。全片无解说、无历史画面，音乐仅片尾响起，旨在尽量客观记录。8月14日在国内公映。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