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先贤志士的思考记述、文人墨客的悠游吟唱，从故纸堆里走出来，形成可感、可看、可触的视觉具象……绍兴恐怕没有几人可与他比肩。

钟灵毓秀，善生俊异。生在绍兴这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朱元桂如鱼得水，全身心都浸润在对文化的挚爱和传承弘扬中。

上世纪7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有一次去市人民医院，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块名叫《绍兴府境全图》的石碑，经考证竟然是明成化十八年由绍兴知府戴琥所立的《戴琥水利碑》！这块碑记载了整个浙东地区的水利水文、地理形势及江河源流的演变发展，戴琥任职期间由于财力物力等限制无法实施的设想，以及其对后任的“视如家事，随时葺理，不避嫌，不恤谤，不令大败，以佑吾民”的寄语。这块如今陈列在大禹陵碑廊的古石碑，碑文是至今仍具现实价值的水利学术思想论著，也是我们研究明代绍兴自然地理与水利设施的详尽可靠的地图。

2001年至2003年，他又有两次抢救古石碑的故事。一次是将“山阴县新建广陵斗门记”残碑从湖塘镇（现湖塘街道）虎象村一农户的猪圈中挖了出来。还有一次是将“绍兴府水闸记”残碑从安昌镇一农家的墙基下置换出来，放到治水纪念馆妥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对绍兴城市文化的保护、挖掘、利用、开发、融合贡献最大的人，就是他了。”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惟于讲起朱元桂的为人为事，流下了伤感的泪水。

陈老和朱元桂是长达几十年的忘年交。从2000年朱元桂受命为环城河策划文化布展开始，两人有了密集的交往。

世纪之交的环城河整治，是一项划时代的水利工程，也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城市建设工程。建设之初，市里就提出了要将绍兴文化融入其中，能够体现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建设与弘扬，使这项工程有灵魂、有思想、有温度。

“当时的情况是，环城河周边房子都拆了，如果没有文化填充进去，这条河就失去了灵魂，也没有旅游价值。”陈惟于说，当时朱元桂已从市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下来，任市政协社法委主任。当时的主要领导点名请他牵头进行环城河文化布展，看中的也是他多年来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深厚积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综合领导能力。

事实证明，朱元桂确实是“环城河的另一半是文化”理念的最理想践行者。

后来著名的环城河八大景点，如稽山园、治水广场、西园、河清园、百花苑、迎恩门等，成为水城绍兴的文化名片，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参观和学习者，至今依然充满着生机和光辉，也让绍兴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引领潮流的以文化为魂的水环境建设之路。

朱元桂到环城河文化布置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专家组，邀请陈惟于、吴翊如、裘士雄、寿能仁、周幼涛、邹志芳、钱茂竹等1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加盟。他与大家一起，既检阅史册、考证旧制，又组织了大量实地调查，针对不同园林的特点挖掘历史文化底蕴，采用不同的艺术特色进行文化布置。

在陈惟于看来，朱元桂最大的优点，是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他担任过文联主席，在文化界有一批朋友，他把这些人一个个找出来，为环城河文化陈列出谋划策。

“每个人都精挑细选，谁在什么领域有什么特点和长处，他心里都有数。”

这群最熟悉绍兴文化的人，被朱元桂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在一起，既献计献策，又平衡协调方方面面，为环城河八大景点的成功打造奠定了基础。

其实，这样的“大合唱”，朱元桂在文联工作时已经有过尝试。当时，他发动了几百名文化爱好者，对绍兴的百镇、百贤、百珍、百景、百俗进行梳理，编撰成5册《绍兴图赞》。

“从理念确立、框架搭建，到发掘群众智慧、请教社会各界，几乎动员了绍兴文化界、文学界的一半力量，共同参与撰写。真是了不起。”陈惟于对这套书的评价极高。他说，过去，绍兴零零碎碎也有人写过风景名胜、土特产等，但从来没有进行这么全面、系统的梳理，100个景致，100种物产，精雕细琢，不仅有旅游价值，更有实用价值，趣味性、可读性很强，老老少少爱看，对绍兴文化普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确实，从环城河工程开始，到大环河、名贤馆、曹娥江大闸、鉴湖整治工程，包括马太守庙、马臻纪念馆、快阁等，大量的景点陈列，每一首诗、每一块匾额、每一块碑记、每一副楹联，都是朱元桂与大家共同创作、反复研究。“这么多年下来，如此海量的文字，居然没有发现一处错误，这是一个奇迹。”

朱元桂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对绍兴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深度，却令中国古籍编审专家吴翊如赞叹不已。

“老朱的好学贯穿了一生。”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几次从市区断河头的朱元桂家门口走过，看到他就着昏暗的光线看书，甚至在府山公园的树林里也看到他在看书。平时，两人在电话中探讨问题也非常频繁。

“朱老师把过关的活，就是放心工程、免检工程。”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副主任洪忠良曾受朱元桂邀约，在布展中书写过一些横匾，他用“天可鉴，水可证”来形容朱元桂对越中文化布置的非凡贡献。

朱元桂的小弟朱晓平说，大哥的“工匠精神”似乎与生俱来，上世纪80年代他还在市越光汽配厂做工人时，对产品质量的铁面无私有时候“连领导都感到害怕”。

2003年11月，朱元桂从市政协退休，但水城建设方兴未艾，水利工程的文化布展还要继续下去。经市里特批，市政协成立了“城市文化策划研究室”，朱元桂任主任。

他将绍兴的历史文脉与数千年可歌可泣的水利史精妙融合，将绍兴文化做“活”，形成了一座城市持久的影响力。

河口看云烟，浩渺无边，一轮丽日度长天。

这些形容河口大闸的瑰丽诗句，与杭州湾之滨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成就了“文化水利”的不朽篇章。

绍兴的水，瑰丽隽永，刚柔并济，是城市的魂魄，也是历史的厚度。

而朱元桂，穷尽毕生之力，将绍兴文化融合在“水”里，将水利工程做成旅游工程、文化工程，铸就了不少传世经典。

“这是一个将水文化做‘活’的人。”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张伟波说。

朱元桂为环城河文化布展时，张伟波任绍兴市水利局局长，两人工作上有紧密的配合。

如果说环城河综合整治中，通过深入挖掘与景点有关的历史文化，延续了绍兴的历史文脉，极大地提升了绍兴的水文化品位，那么位于杭州湾之滨的曹娥江大闸，更称得上是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

作为一项国家批准实施的重大水利工程，曹娥江大闸上世纪50年代末期人们就萌生过建造它的设想，但于资金不足等诸多原因，一直拖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05年正式开工兴建，于2010年竣工投入使用。

五年与五十年，一个多少有些传奇的故事。更传奇的是，这项工程建成后被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汪恕诚、陈雷等历任水利部部长对它钟爱有加，评价“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水利人文景观”。鲁班奖专家组这样写道:“宏伟的拦河大闸与绿色的自然生态环境，独具匠心的建筑风格与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这中间有多少朱元桂的智慧结晶，又有多少他的辛勤汗水。

确实，走在大闸景区，水与石、石与景、水与诗，辉映融合，形象地诠释了“水非石，而能入石”。尤其是沿大道矗立的“名人说水”景观，几十块巨石上镌刻着优美的诗文词句，“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仿佛一个个名人在江边细说着他们对水的独特见解。

“这种创意，以我的足迹所至，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见到过。搜集这么多与水有关的名家警句，一般人难以做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我国水利水电泰斗潘家铮曾评价。

后来，朱元桂还将“名人说水”结集成书，以传播及教化育人。

其实早在2002年，建在大环城河试建段平水东江的“千石诗林”，也是朱元桂的心血结晶。王蒙、费孝通、于光远等30位名家为这一景观题诗作画，犹如一篇新的兰亭集序，蕴含的不仅有朱元桂文化创意的金点子，还有他个人的人脉和信誉。

平水东江是若耶溪的下游，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朱元桂想以历代咏溪佳作布展“千石诗林”。请谁来题写呢？他想到了自己当文联主席时相识相知的一些大家。为了说服他们“赐墨”，老朱用了最传统的办法，一字一句、情真意切地提笔写信。他的真诚、谦逊、学识和对绍兴文化的真挚热爱，感染了每一个人，30位收到邀约的名家，都如期寄来了墨宝。

“每位名家只发了500元稿费，几乎等同于赠送。这笔财富，花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张伟波至今还对老朱的文匠风骨感慨不已。“他没有私心，一心为绍兴，这份真心实意才是打动大家的地方。在城市水文化布置中，老朱还邀约了数百位书法名家为绍兴赐墨，并镌刻于绍兴的公园景点中,他将原件逐一登记造册存放于绍兴档案馆。”

古人很懂得山水对文化景观的意义和作用，每一处亭台楼阁的新建或重修，都要撰铭、作记、赋诗。朱元桂将这种传统弘扬到了当代的水利工程中。

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诗歌、书法艺术、历史名人、佛教、道教文化，经过他的梳理、考证，都以实物形态呈现在各水利景区，与数千年可歌可泣的水利史融为一体，为市民提供精神上的熏陶和享受，感受水利和生活割不断的情愫和恩泽。

工程是坚硬的，但因为情感的融入，文化内涵得到了挖掘和彰显，成为一件件与水相关的文化艺术作品。朱元桂就像一个勤劳执著的越地巧匠，以他对水文化的独特理解力，以他的忘我与超然，成就了这些不朽的篇章。

曾任市水利局局长、现任市发改委主任的金辉说，如果没有朱元桂，现在的环城河、大环城河、曹娥江大闸、鉴湖整治工程，可能都做不到现在的样子。这些作品里虽然没有他的署名，但都有他的心血。

如果不是因为疾病，他还会坚持做完鉴湖三期的文化布展，甚至关于宋六陵的文化发掘，他也有了自己的设想……

埋头实干，淡泊名利。他为绍兴文化所做的事，随便拿出一件，足可流传一世。一生为宣传绍兴著书立说无数，却仍有遗愿未了……

柯桥区大香林，绍兴一张熠熠生辉的旅游金名片。

然而鲜有人知，这却是上世纪90年代朱元桂在编撰《绍兴图赞》时促成的一件对绍兴旅游业影响深远的大事。

朱晓平回忆，当时大哥在编撰《百镇图赞》时，到处寻找作者，他因为也会写点东西，被大哥“差”到型塘采访撰写。朱元桂当时已听说型塘乡有一大片桂花林，想让弟弟去看看能不能把它写出来。

朱晓平没有辜负期望，写成散文《型塘桂林》在《绍兴日报》副刊上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兴奋的朱元桂专门带着市文联的徐志麟，自带铺盖赶到湖塘，住在农民家里搞调研。他们几乎爬遍香林周边的峰峰岭岭，与当地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最后写成调研报告刊登在《绍兴日报》头版。

随后，他又趁热打铁组织文艺界人士去采风，在当地举办新闻发布会，由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介绍开发西路桂花林的规划和设想。

在他的“一路高歌”下，开发西路桂花林的规划终于实施。1995年桂花季，西路桂花林声名鹊起、游人如织，今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大香林”景区。

如果换一个人，做成一件这样的事就足以自豪一辈子了。但朱元桂却在“大香林”声名远扬时，悄悄退隐到了幕后，从不主动与人谈起这段旧事。有时候知情人戏说他的“头功”，他却总是憨厚一笑：“就让‘她在丛中笑’吧。”

这，其实也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埋头实干，却淡泊功名。

“学问做得比他好的人，有。布展比他懂的人，有。创意比他强的人，有。更有领导能力的人，也有。他的难得，是因为综合素质全面，更因为舍得奉献、全心全意、脚踏实地、虚心钻研、勇于担当。”裘士雄记得，有一次自己从外地开会回来，半路上接到朱元桂的电话，邀请他一起去考察王坛舜王庙并起草一份发言稿。“当时很忙也很累，如果是别人来说，我肯定拒绝了，但电话中老朱的态度十分诚恳，也十分客气，我就觉得这事我必须得帮他做。”

“他为绍兴做事，比给自己做事不知用心多少倍。”徐智麟从市文联开始担任朱元桂的助手，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市水利局，继续从事水环境与文化的融合工作。他记得有一次做工程需要一批吊顶铝板，联系了上海一家公司需500多元，但老朱觉得贵，又对比另一家广东公司只要300元，最后他选择了广东公司。

陈惟于则向记者回忆了建设绍兴名贤馆时的一个细节。当时需要一副楹联，联系了苏州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对方要价5000元。一听这价格，老朱就与对方“拧”上了，他一边费尽心机讨价还价，一边货比三家，经历几个回合，最后终于以2000元成交。

“你想想，有几个人会这样做？花的是自己的心血，省的是政府的钱。如果是自家装修，以他的个性，断然不会这样讨价还价。”

退休后的20多年里，陈惟于几乎每周都要和朱元桂一起开会，常常为了一副对联、一块碑记，反复探讨、相互启发。“来稿中，有些作者是熟悉的，有些是不大熟悉的，朱元桂一切从工作出发，不会夹带任何感情因素。”

正因为他的凝聚力，专家组十几个老人，每次开会都到得齐刷刷的，

“大家是真心实意想和他在一起为绍兴做点事。”

张伟波的案头摆着一本《大闸风韵》画册，主编署名是他本人。但他说：“没有朱老师就没有这本书，从立意、选图到执行，朱老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按理说，他应该是这本书的主编。但书稿付印时却把主编改成了我。”。

在采访中，张伟波几度哽咽。他用“无我”来形容朱元桂，永远为别人着想，永远把自己放在后面。“几十年下来，做了那么多项工程，征集了不计其数的楹联、书法、绘画等作品，跟国内外各类名家都有深交，但朱老师两袖清风，从未开口为自己讨要一幅字、一张画，也从未以个人名义保存过任何一件征集作品。”

环城河文化工程需要大量的石雕、石材，每敲定一件材料或做成一样成品前，老朱都要跑无数次工地。“哪怕是一块石头，朱老师也要一趟趟跑工厂或工地，亲自过目、当场挑选，从大小、价格到雕刻工艺，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市水利局党工委书记林军曾亲眼目睹他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监工”,每天风尘仆仆：“他既是创意设计者，又是实施者，还是施工员和监理人员，几乎是全能的。”

不但是他自己，包括他整个团队都是这样做的：最大程度地呈现效果。在执行过程中不渗漏、不走样，努力做到百分之百精益求精。

每一个工程都像是他的一个孩子。每一帧书法、每一块石碑、每一座雕像，他都知根知底，饱含深情。不管有多少海量的文字，不管是什么疑难问题，他都一字一句阅读、一点一滴破解。

2005年5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绍兴，参观了名人广场，朱元桂讲解绍兴15个纪事典故。原定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参观，习近平整整听了45分钟，他边听边问边点头，意犹未尽……

2010年，因为对城市文化的卓越贡献，朱元桂获得“市长奖”，这也是绍兴第一次将这个奖项颁给一位文化工作者。

朱元桂还有一个心愿：在有生之年进行田野调查，探究越地方言……为此，他在年近70岁时顽强地考出了驾驶证。然而，这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夙愿。

他生于秋天，喜欢桂花。“元桂”的名字大概也是由此得来。他归于青烟，走得安然，一生将“清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朱元桂去世后，留下一份遗嘱：要求家人在自己去世半个月后才能发讣告，去世的消息不要通知家人亲友以外的其他人士，也拒绝举行任何遗体告别仪式……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可能跟他永远不想麻烦别人的行事风格有关。在他生前，如果谁到他家做客，拎去一袋水果，他一定会加倍回礼，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以至于，为了不让他破费，大家只能什么都不带。”当年朱元桂的电大同学、绍兴日报社编辑金柯萌说，其实他想的是两袖清风无牵无挂……

而在弟弟朱晓平看来，大哥是一个不愿流俗的人。在接受治疗中，他积极乐观，不放过一线希望。但当后来发现无可挽回后，他比谁都看淡生死。

作为弟弟，没有人比朱晓平更清楚大哥的工作有多繁重。两人深淡时，他常常对大哥说：“你不是蚊香，蚊香燃燃停停，还能延长燃烧时间。而你，像一把柴，从点着后就没有再停下来，燃烧的时间一定会短一点……”

老朱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异常，其实是在2015年。他以旅游为名，向单位请了假去上海动手术，住院七天，出院后第一天就去单位上班，连同一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透露一个字。

2016年8月，因肿瘤转移再次手术住院，他仍然严守秘密。只是给每一位专家组成员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说明自己以后将不再担任城市文化策研室主任一职，也算是对这批老朋友们进行一次最后的问候。

在采访中，每一位与他相熟的人，都有着一份歉疚与自责：“怎么没有早一点知晓他生病，怎么没有早一点去看他？”陷入回忆的时候，大家都数度哽咽。

徐志麟现在回忆起来，有一次他去市人民医院办事，看到老朱从肿瘤科门诊处走出来，当时心里愣怔了一下，但老朱没有提，他也不好问什么。这件事，成为他后来抱憾的一个心结。

从2000年以来的18年中，朱元桂编写了上百万字的三十多本书刊，却很少看到他个人的姓名。近年来，自觉身体状况日下的他开始整理多年来的随笔、书信、日记等，希望把能留的东西都留下来，服务于后人和社会。如今，这本珍贵的个人资料集《青峰文稿》已经出版。这位固执的老人不但坚持在业余时间整理，不占用上班时间，而且坚持印200册，只做资料保存用。

别人眼里的完美的大哥，在朱晓平看来，那都是以毫无保留地燃烧自己为代价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人，他尽可能把一切做得完美，做到对得起任何人，但他唯独对不起自己……”

得知来日无多后，朱元桂给家人手写了一张纸条：“一切从简，不影响组织同事朋友工作生活，由亲属送归……”他还再三叮嘱儿子儿媳：一定要多陪陪妈妈，直到她从悲伤中慢慢走出来……

陈惟宇老人痛惜地回忆，2017年12月9日朱元桂去世后，家人怕他承受不住打击一直隐瞒着。后来，儿子觉得瞒不住了，找了一个机会婉转地说了出来，自己当场流下了眼泪。而且，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个梦，梦见老朱。

别梦依稀，秋桂含香，“他”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