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27.5万元！杨维祯书法拍卖刷新纪录”追踪

6月23日，本报报道了一位神秘买家以9027.5万元拍下了“诸暨三贤”之一、元代书法家杨维祯的作品《壶月轩记》。

出人意料的是，他竟愿意将其长期无偿借展给浙江省博物馆，并表示会在有生之年将其捐赠给浙博。

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记者为此采访了此事的三位亲历者：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总监李雪松和杭州收藏家蒋再鸣。

稀世珍宝

杨维祯存世的创作最晚的作品之一

●记者

徐霞鸿

稀世珍宝

杨维祯存世的创作最晚的作品之一

流落日本100多年后，杨维桢的《壶月轩记》终于回“家”了。

杨维祯(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人。他与王冕、陈洪绶，被并称为“诸暨三贤”。在元代的书法史上，除了赵孟兆页，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就要数杨维祯了。

《壶月轩记》是杨维祯存世的创作最晚的作品之一，创作于明洪武二年（1369），此时杨维祯73岁，离去世仅15个月。它曾为清宗室盛昱（1850-1899）收藏，在上世纪初流落日本。

6月6日晚10点多，在北京保利春拍上，历经50分钟近70回合角逐后，一位神秘买家最终以9027.5万元的高价拍下了这件作品。

“《壶月轩记》是杨维祯为青年儒生壶月轩主人李恒所作。它的书法价值不用多说，它还是一件重要的文献资料，或将为世人揭秘650多年前元末明初文人圈的那些交游往来。”杭州收藏家蒋再鸣是杨维祯迷，爱好书法的他，一直在学习、研究杨维祯的书法。

蒋再鸣第一次见到这件真迹，是在今年5月初。“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总监李雪松是我的好友，那天我去上海出差，他正好在上海的海关取杨维祯的这件作品，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难掩内心激动的蒋再鸣，忍不住拍了很多照片，要好好研究一下。

没过多久，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也得知了这件作品。许洪流与蒋再鸣也是好友，5月24日，两人同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参加一个活动，正好李雪松也在。于是，在蒋再鸣的引荐下，许洪流认识了李雪松。闲谈间，许洪流说起了即将在2023年启用、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浙博之江馆区。“省政府为新馆开馆准备了一笔藏品征集专项经费，要求征集工作既有亮点，又有数量。”许洪流说，他希望李雪松能提供一些帮助。

于是，李雪松当晚就把6月6日北京保利春拍会的电子图录发给了许洪流。“第二天，我在浏览电子图录时，一眼就看中了杨维祯的《壶月轩记》。”许洪流说，他当时的第一感觉：这就是浙博应该去争取的“亮点”！

“杨维祯是浙江诸暨人，浙博刚好缺少这位元代大书法家的作品。这件作品如果可以入藏浙博，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大。首先，它能够填补藏品的重大空白；其次，在浙博之江新馆开馆时，古书画展是其中的重点，如果这件作品可以在展览之列，那就太完美了。而且，这套册页有款有跋，是个大全套。在6幅杨维祯同时代人的题记中，4幅还是孤品，非常珍贵。”许洪流认为，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壶月轩记》能够入藏浙博，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大事情。

失而复“得”

竞拍失利的浙博得到了买家的捐赠承诺

“电子图录上标明此作‘估价待询’，于是我立即向李雪松咨询，得知起拍价为2000万元。如果就这个价位来看，还是符合我馆收藏经费标准的，虽然很难预料会拍到什么价位，但我觉得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许洪流说，在决定购藏前，他们在馆内进行了一番讨论，并迅速组成专家组进行研讨。

“与此同时，李雪松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的工作。5月28日晚，在他的安排下，这件作品连夜从广东珠海被送到北京。”许洪流说，5月29日，浙博一行人就在北京新保利大厦见到了此作。“它是否为真迹？到底值不值得买？在观摩原作前，专家组成员们心中还带着若干疑点，所以大家看得非常仔细。按照国家文物局有关规定，专家组在进行文物鉴定时是可以一票否决的，也就是说，哪怕有一处疑点，此作也应放弃。这是一种对财政资金负责的做法。”

这件《壶月轩记》的品相及体量，在杨维祯存世书作里实属罕见。这件册页共十开，黄笺本，其中杨维祯墨迹五开，乌丝栏，行草书37行，计370字，时人题跋五开。题跋分别为李毅、赖善、俞参、董佐

才、张枢、张奎所作，其中除张枢、张奎偶有书迹存世之外，另四人墨迹皆未曾见，可称孤品。专家均认为，这件作品具有杨维祯书法典型风格，所钤印章与多件杨维祯传世真迹一致。

“册页中6位后学文士题咏，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江南文人之间的广泛交往。至于其书法风貌，完全符合元末明初时代风格；其中两幅的用笔颇具杨维祯特点，也符合师友间风格影响的基本规律。而《壶月轩记》一文也见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的《铁崖文集》以及弘治十七年（1504）的《上海志》，应该说无论文章还是书法俱佳，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以及历史价值。”许洪流说，观摩后，专家组立即寻找地点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大家意见一致，认为浙博应该参与竞拍。

此时，距离拍卖会开始仅剩下8天，时间紧迫。许洪流立刻开始办理经费审批手续，至于具体的购藏预算，他不便透露。但是他清楚记得，6月4日，他得到了浙江省文旅厅厅长褚子育的两点指示：一是如果能顺利竞得该作是最好的结果，对浙博来说意义重大；二是民间藏家的实力不可低估，如果买不到，工作重点要放到拍卖之后，争取买家同意转让。

正因为有这样的指示，才有了后面失而复“得”的故事。6月6日拍卖当晚，浙江省博物馆虽参与其中，但最终因为成交价超过预算，遗憾地与这件墨宝失之交臂。

但没想到，3天后，这件事就有了转机。在这个过程中，蒋再鸣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最终购得这件作品的买家是他的朋友。6月7日，许洪流通过蒋再鸣向买家询问能否将此作转让给浙博。

“对方说，转让不行，但浙江博物馆如果将来要办展览，可以借给他们。”蒋再鸣说，浙博的诚意打动了买家，他虽然没有同意转让，却愿意和许洪流交流一叙。

带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6月9日，许洪流到了北京，与蒋再鸣、李雪松以及买家会面。“这位买家虽是理工科出身，但对历史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当天大家相谈甚欢，一直聊到深夜。虽然买家依然婉拒了转让之事，但我们聊得很投机，买家居然先后表达了作品可以长期借展给浙博、在他有生之年会捐赠给浙博的意愿。”许洪流说，当他后半夜回到酒店后，那位买家还给他发来微信，再次表达了可长期借展、未来捐赠两点意愿。“我的理解，这是买家以文字形式对席间承诺的郑重确认。”

李雪松说，此前还有一位浙江收藏家也曾向他表示，既然浙博有意此作，若浙博竞拍失利，他愿意买下来捐赠给浙博。

“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我的朋友、著名演员张涵予，他表示，我们拍卖前若来不及办理经费审批手续，他可以先帮忙拍下来。”许洪流说，这一次的参与，他心中“得道多助”的感受特别浓。

“最后能促成杨维祯的作品回到家乡，我感到十分荣幸。”蒋再鸣说。

双赢模式

让私人藏品进入国有博物馆

这是一份君子之约，虽然没有白纸黑纸写下来，却对于文博界、收藏界、拍卖界有着示范意义。国有博物馆如何去丰富、完善自己的馆藏，国藏与民藏有机结合是一条特别值得探索的新途径。

“这样的捐赠极其罕见，而且是大额的，从来没有过。”李雪松说，他从事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多年，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他认为，买家之所以愿意这么做，首先是他有情怀和胸襟，愿意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浙江博物馆放下身段，凭借足够强的专业能力，最终才能打动买家。

“这些年来，也有不少国有博物馆参与拍卖，但只有个别是成功竞拍的。特别是在这种量级的作品上，国有博物馆需要向国家财政部门审批经费，审批程序复杂，资金额度巨大，工作上有一定难度。刚开始，我也没想到浙博会参与这一件作品的竞拍。虽然当时的底价是2000万元，但我知道它的实际价值或者说最后的成交价，肯定会大幅超越这个底价。”李雪松说，一方面，国有博物馆系统征集作品，单纯靠申请财政经费在市场上购买，难度实在太大。另一方面，实力雄厚的私人藏家也面临着一些必须要面对的未来：到底是把这些稀世珍宝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偶尔拿出来自己欣赏，还是自己建一个美术馆，展示给公众看？

李雪松认为，让私人藏品进入国有博物馆，这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双赢模式。“就作品本身而言，如果能进入国有博物馆，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研究、利用，它存在的价值更大，意义更大。从国有博物馆的角度来讲，没有花费巨额的征集费，同样可以把优秀、出色的藏品放到馆里去展出，何乐而不为？一个博物馆的硬件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出色的藏品，也很难吸引到观众。”

“当然，前提是私人藏家的藏品是国有博物馆需要的，也是能够通过国有博物馆系统的专家认证的真正高质量的藏品。同时，国有博物馆未来也能够好好对待放到馆中来的这些好藏品，比如通过对它的研究、展览、出版，将其本身的价值挖掘得更彻底，也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这才是文物存在的最大价值。”李雪松认为，《壶月轩记》未来的捐赠何时能够真正落实，取决于双方在未来长时间的相处。

蒋再鸣也认为，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开启了私人收藏家与国有博物馆之间的一个合作模式。将来，这个合作模式会发展成什么样，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有关职能部门能够出台一些相应的优惠或补助政策。

“他愿意将这么重要的藏品存放在浙博，说明对我们是充分信任的。如果这件事做好了，就会具有示范作用。但要做好这一点，博物馆的硬件、软件都要有相应的配合。”许洪流认为，国有博物馆应该做好民间藏品的寄存制度，这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制度了。实际上，浙博在规划之江新馆功能结构时，也已经设计了“寄存库区”，专门用作民间文物精品寄存。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以杨维祯为核心的系列活动，譬如杨维祯书法大展、杨维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将寻求国内乃至国外同行的合作与帮助。”许洪流说，他也是诸暨人，他希望杨维祯的作品有机会能到绍兴或诸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