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972年初进绍兴鲁迅纪念馆后的几年中，有幸结识了董秋芳先生，按他的说法是“忘年交”。我多次动员董秋芳写些回忆鲁迅和其他现代文化史料，他痛快地答应。殊不知，1977年2月11日晚10时，董秋芳不幸在绍兴病逝，有关部门、单位为这位绍兴县文管会副主任开了追悼会，这也是我们和他的诀别。40年来，随着对董秋芳生平事迹逐渐了解，我对他的缅怀和敬爱之情也越来越深厚。

董秋芳，字先修，笔名甚多，最著名的是“冬芬”。他出生在绍兴县青坛村（现并入王坛镇），7岁启蒙，自幼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1913年6月，董秋芳只身到县城考入学杂费、膳宿费全免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并与后来深受鲁迅器重的装帧艺术家陶元庆同桌，还与许钦文等同学成为终身挚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绍兴学界奋起响应，董秋芳是以绍兴“五四”运动领袖的身份写入绍兴革命史的。他与何景晖等组织绍兴各校师生和绍兴社会各界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游行，又相继成立国耻图雪会（任副会长）、抵制日货会（任会长）、日货检查队。有一次，董秋芳到位于南街的县立二小演讲，因演讲太投入，竟因忘形，裤带没系好裤，当众落了下来，引得群众哄然大笑，而他还拉着裤子讲说。

这是董秋芳走出大山、走向社会所经受的第一次斗争洗礼和考验，人生观也发生积极的变化。他后来撰文回忆道：“我开始拿笔杆，远在五四，那时候，我的人生观起始展开了。我觉得，我们在此殖民地做人，不应该专为个人的生活打算……我们还得群策群力地挽救我们危殆的民族，改进我们陈腐的社会，叫大家都有机会从泥窝里跳出来，自由地吸着新鲜的空气，享着温暖的阳光。”

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董秋芳与时俱进，敢于斗争，亦为邪恶势力所不容，被解聘、遭通缉和其他迫害是常事，甚至锒铛入狱，有生命之虞。

1920年，董秋芳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转入英文系学习，常去听鲁迅的课。经热心的同乡宋紫佩的引见而结交了青年导师鲁迅。他晚年多次对笔者慨叹：“这是他一生最为庆幸和值得自豪的事情。”

董秋芳等绍籍北大学生成立文学社团春光社，得到鲁迅等的热情指导。仅《鲁迅日记》记载，两人往来多达41次。在董秋芳病逝前的一二年，他仍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写就《伟大的思想家鲁迅》《鲁迅精神对我的感知》等回忆文章。

1926年3月18日，董秋芳参加天安门集会，会后结队向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到血腥镇压，他义愤填膺地发表《大屠杀之后》等檄文，立场鲜明。因此立即招致军阀的迫害，张作霖下令捉拿董秋芳，御用文人陈源看了他的《可怕与可杀》等文章后，亦恼羞成怒，不准他听课，不改他的作业，明目张胆地进行报复打击。倔强的董秋芳在《语丝》等报刊上发表了《陈源教授的报复》等文章，向社会公众作了控诉。在此期间，他有幸见到了“平时敬仰的我们伟大的革命斗士李大钊先生”，是李大钊嘱他“要好好学习政治”，又是李大钊劝他“迅速离开”北京。

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董秋芳重返北大学习，于1929年9月毕业后到山东省国立济南高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员，与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共事，也因此结识了他的夫人丁玲。丁玲曾回忆：“我那时也以为他（指胡也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没有做过什么秘密组织工作，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他劝我们走，他自然多懂此事故。”彼时，季羡林正是济南高级中学的学子，受教于董秋芳，他在89岁高龄之际，写一篇谢师恩的名篇《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1949年，董秋芳回到绍兴，先后在稽山中学、简易师范学校担任教职，后在杭州高级中学、宁波二中、浙江师范学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他主持和参与了毛泽东、鲁迅的著作和许多国内外名著的注释、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全国通用中学评议教材，人称他是教育家，并不过誉。

董秋芳自称“拿笔杆、写文章，并非我的素志”，但是后人给他出版的《董秋芳散文集：我的笔杆》一书共有37万字。《王坛名人诗文丛书——董秋芳》一书选入89篇诗文，未选入的有129篇，人称他为著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相对而言，他的翻译成就更大，由季羡林作序的《董秋芳译文选》入选了40篇各类体裁的外国文章。

裘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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