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斌

“你跟他长得一点都不像啊！”，我拿着照片，一边戏谑地在马性良面前比划，一边跟他开着玩笑。

马性良是我的一位搞收藏的朋友，长相敦厚，健壮魁梧，浑身上下透着水乡汉子的扎实。虽然一颦一笑之间也流露着些许英气，但是，跟照片上的人相比，马性良无疑差了不止一点两点了。

那是一位一身戎装的汉子，看其装束就知道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年龄大约在30岁。他目视前方，炯炯有神，嘴角勾勒出坚毅，眉头却凝重深沉，颇有些“宁将头颅悬昆仑，为教国人皆奋臂。男儿此身何足惜，苟利中华生死以”的悲壮与豪迈。胸前的勋章虽因照片的漫漶不清看不太实，但它无声有力地告诉着每一位像我这样的观者：这是一位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的军人。

他是马性良的外公——张竹笙，光复会会员。

“提起光复会，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蔡元培、秋瑾、徐锡麟和陶成章，张竹笙这个名字好像没听到过。”两年前，我参与过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风雷激荡光复会》的拍摄，对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团体有些大致的了解，但对于张竹笙，恕我孤陋寡闻。

“不怪你，我外公的名字，别说是你，就连很多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专家与学者，知道的也不多。”马性良一边回答我，一边也没闲着，他不停地抖开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终于小心翼翼地捧出两只黑黝黝的碗来：“这是一对日本的鱼形茶盏，是1904年秋瑾从日本特意带回来送给我外公的礼物。”

瓷质茶盏，不过上手很轻，没有一般瓷器的厚实，反而透着一种欢快、活泼的意味，用现在的话说，很是有些卡哇伊的味道。茶盏90%的地方上的是黑釉，上鱼鳍黄色，下鱼鳍红色，除了鱼头一只黑色一只白色外，其余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放在一起有趣地产生了一种“请在两图中找出几处不同”的既视感。

“除了这对茶盏，当时秋瑾还将自己身着黑色男装的全身照和身穿大格子日本女装、背负包袱、腰悬佩剑的半身照各一张送给我外公作留念。”在马性良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和一段蒙尘已久的历史，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张竹笙（1875—1921），名鸿，出生于绍兴漓渚小步村，世居望族，家底殷实，绍兴城里怡升南货店、悦来南货店、利济桥钱庄等都是张家家产，家里还有两万余亩良田。

张竹笙幼孤，依祖母、伯父抚养成长，自幼便勤奋好学，年十六七即承祖业经营于宁绍，初试才华。

张竹笙的堂姐张淳芝，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嫂嫂。史籍上对张淳芝的着墨并不多，所以后人知道她的也不多。其实张淳芝出身名门，有着与门第相符的教养，而且与秋瑾感情甚好，也是秋瑾投身革命的坚强后盾。

正是在张淳芝的介绍下，张竹笙结识了秋瑾。当时秋瑾正广泛结识有志之士，共同革命。偏偏张竹笙虽出身富家衣食无忧，却非株守家园之士，而是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士。言谈中，双方意气相投，张竹笙就此加入了以秋瑾为骨干力量的民主革命组织——光复会，矢志革命。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就义，年仅33岁。闻此噩耗，张竹笙义愤填膺，内心非常震撼。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呐喊，时时刻刻在他心头回荡。他觉得一个女子尚且能为国捐躯，自己堂堂男儿为什么不能为国为民赴汤蹈火。于是在1908年，张竹笙毅然抛业弃眷，悄悄离别富裕美满的家庭，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中去。

在辛亥革命中，张竹笙担任浙江都督府顾问，同时担任作战参谋，负责对清军的策反工作，并亲自出马赴沪说降敌舰，积极配合光复军行动，通过里应外合，有效地瓦解了敌军，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卓著的功勋，被革命新政府授予“嘉禾章”（功勋章）。“峦触纷争蜗角日，曾将危局力为支。龙门价重张雕武，虎帐谈兵李药师”，这是当时的同僚和战友对他的评价。

辛亥革命胜利后，三年杳无音讯的张竹笙突然回到家中，全家人又惊又喜，一片欢腾。此后张竹笙弃武修文，在新诞生的京沪铁路任职，并襄理建设沪杭铁路，全家迁往上海英租界仁寿里一号。1913年初夏，张竹笙患胃病在家，突然来了一位身穿黄色薄呢军装、脚踏长筒军靴的客人，两人密谈了多时。等客人走后，张竹笙才告诉家人：这是黄兴。其时正是孙、黄策动二次革命之际。

这年冬，张竹笙奉命回绍任“绍萧清丈沙田总局局长”。沙田是指江水入海处泥沙淤积而形成的田地。而清丈，顾名思义，清理、丈量，也就是仔细地丈量土地的意思。

萧绍平原的沙田土质肥沃，水利条件良好，交通运输便利，是民国时期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张竹笙办事向来都很认真，上任后他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开展沙田清理工作。他善于把握工作重点，严定考成，设法清佃，以清查、整顿为主，严格按照沙田清丈登记程序狠抓清丈工作。他还特地办起一期“丈量学校”，招收二三十名学员，自任校长。每次丈量时，张竹笙都亲临现场踏看，积累了不少经验，写了一册《丈量记略》，自费印刷了千余册，送给有关部门参考。

丈量沙田任务完成后，省财政厅急电要张竹笙去杭州担任官产科科长。这是一个管辖范围很广的单位，包括西湖的名胜古迹、楼台亭阁以及刘庄、汪庄、宋庄等。但到了杭州之后，张竹笙有感于当时钱塘江上没有桥，交通十分不便，江面辽阔，常有船覆人亡的事故发生，便自告奋勇辞去官产科科长职务，改任钱江义渡局局长。他到任之后，义渡局购置了小火轮，用来拖带帆船，一来提高运行速度，二来减少安全隐患。后来，他还向德国购置了两艘中型轮船，取名为“之安”“江靖”，取“之江安靖”之意，两轮对渡，使得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渡江商贾旅客益增。

随着渡江旅客不断增加，两轮不够用，他再次要求增购轮船两艘，增加义渡班次。不料船还没到，张竹笙却因长年奔波，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患伤寒一病不起，经医治无效病故于杭州住所，终年47岁。今年正是他逝世100周年。

在20世纪初，光复会以绍兴为中心，上演了一幕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基础，为实现民主共和这一目标而奋斗的历史大剧。虽然革命没有成功，但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先行者们以血为墨，书写了人生的华章；他们以身报国，喷射出生命的热力。而更多的是像张竹笙这样的革命幸存者，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继续经历着曲折与奋进，并在辛亥革命以后的爱国和思想启蒙中，不懈地发出世纪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