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文

我家曾经有过一只“红色”的樟木箱，言其“红色”，不啻因为樟木箱外面上了一道淡红的油漆，且经了时间的润泽而有了醇厚的包浆，以至令“红色”有了一袭温莹和顺的滋味；更是因为樟木箱早先曾经承载过浸润着“红色”元素的故事。

这只“红色”樟木箱，原本属于我的外祖父。其时，外祖父是把它作为嫁妆赠予我的母亲的。

外祖父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是刘海粟先生的学生。对于上海求学的这段经历，外祖父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与刘海粟先生的师生情谊、与著名戏曲人物画家关良的同窗学谊而外，就是与革命烈士、创建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并任书记的叶天底的同室交情了。

外祖父在世时，曾多次跟我谈起他在上海时，与叶天底虽短暂时间同住一室、晚餐后时常外出散步并讨论交流美术创作体会，却浑然不知其是中共党员之类的故事情节、交往细节。前些年，我还意外地在家乡上虞丰惠谢家桥“叶天底纪念室”内，看到了外祖父用蝇头行书写下的与叶天底交往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北伐革命时，天底同志是上虞党务的主要负责人。在革命的洪流中，他是具有坚决向反动势力斗争和果敢热情而活跃的一个革命青年。我同天底同志的认识，记得还是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在上海时候，是在法租界蒲柏路的东方艺术研究会里，由我的同学倪贻德（曾留上海美专任教，后为浙江美院教授、副院长，浙江美协副主席。笔者注）同志向我介绍谈及，客地邂逅，始相认识。那时他担任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艺术评论编辑……”

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外祖父与叶天底由同学“介绍谈及”而“客地邂逅”、由“始相认识”而“同住一室”，自是成为外祖父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该是不方便随便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在那段特殊的时间里，他是一位勤奋的读书人和创作者。也是因为宿舍逼仄，住的人又多，房间里只有一张很小的桌子，有时我的一只樟木箱也时常成为他奋笔疾书抑或美术创作的案几”。是啊，当年的外祖父读到叶天底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频频发表的《中国画再没有发展的余地？》《画室里十分钟间的冥想》等一系列艺术评论时，看到他的绘画尤其是西洋画创作屡屡获得同道的好评时，他怎能不为自己的不意之助感到格外荣幸呢？

凭了这样的一种经历，在外祖父的眼里，这自然不是一只普通的樟木箱了。

从我有记忆起，樟木箱内存放的物品大约算是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了。比如毛主席像章，比如新织的毛线衫，比如父亲的呢子大衣、母亲的全毛哔叽长裤、父母的结婚证书，等等。

母亲开启樟木箱，每每总是显得极为“隆重”。但见她先是用肥皂洗手，拿干毛巾擦干，继而整理自己的服饰，间或还会梳理一下凌乱的头发。

……

时光如梭、岁月荏苒，作为知青的大姐已然到上山下乡的年龄，后经批准前往徐懋庸先生的老家——浙东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经了外祖父的提议，鉴于小山村虫子多、衣物易受潮发霉，父母毅然将这只“红色”的樟木箱腾空交给了大姐。临走前的晚上，我还发现箱子翻盖内正中位置竟贴了一张外祖父用小楷写就的“赠言”：“白昼受教夜读书，踏实躬行始有路。”原来，外祖父是希望我大姐到了农村既要虚心接受教育，也不要荒废了读书学习，并要踏踏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因为表现出色，大姐结束知青生活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棉纺厂工作，我也考上了大学。正当父母为我带什么箱子上学而苦恼的时候，大姐闻讯将自己的樟木箱转赠给了我，包括箱子上的“赠言”。

然而，无论是长时间的超负荷读书，还是碰逢难题到处找资料而不得其解，这都令我头昏脑涨，以至苦恼不已、黯然神伤。但每每微阖双目间，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浅蓝布大衫、一双黑布鞋，头上蓄西发，戴一副近视眼镜”的叶天底先生，他似乎正“用严肃而犀利的目光”注视着我，耳旁则响起了外祖父那和蔼慈祥且不乏严肃的劝诫声，“白昼受教夜读书，踏实躬行始有路”。于是，我又开始聚精会神、正襟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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