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秋芳。

纤道情思

董秋成

季慕林先生在《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中说，“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来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等等。

董秋芳先生是柯桥区王坛镇青坛村（当时叫绍兴县青陶乡清潭村）人，他出生于1898年，比我年长整整50岁，但我们是同辈，照理我只叫他“秋芳哥”就行，但我们村的人都叫他“秋芳先生”。

小时候，我的父母不止一次地教育我，要像秋芳先生那样会读书，有出息；还说秋芳先生的个子不高，左手有残疾，不大好动，但很会读书，一直往绍兴读出去，读到了北京大学。

由于父母和村里人经常说起秋芳先生的事，并用他的会读书来教育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我的心目中就引秋芳先生为自豪，把他当作我学习的榜样。

村里有一所小学，叫绍兴县青坛中心小学校，学校设在祠堂里和与祠堂一路之隔的庵里。上下课的钟声，由每届六年级的一位同学，穿过那条公路到坐北朝南的祠堂正门左边，将在柱子边挂着的那口铜钟去撞响。我上六年级了，被老师选为撞钟者，于是我按照规定的时间，站在铜钟下，拉起从钟锤挂下来的那条细绳，一记记地撞钟，于是“当当当”的钟声响彻校园的上空。一次，我打好下课铃后，忽然来了兴趣，观察起祠堂正门上面的几块大匾来。这一观察，竟然有了发现。祠堂正门上方的匾最大，匾文是四个大字：董氏家庙。正门左边上方有一块白底黑字的大匾，上书：“学士”两个大字，落款竟然是“北京大学董秋芳立”。我当时内心不禁一震：这是秋芳先生立的匾！自此以后，我撞钟总是左手拉着撞钟绳，面对着秋芳先生的“学士”匾，“当当当”地撞钟，油然而起敬意。这是我从长辈对秋芳先生的言谈中，由比较抽象到有比较具体印象的第一次。

在高中时，我爱反复地阅读鲁迅著作，一次，在《集外集拾遗》中读到了一篇《〈争自由的波浪〉小引》，在该文的注释中有一段文字，让我知道了《争自由的波浪》是秋芳先生翻译的，鲁迅先生特为这个集子写了近千字的小引。顿时，秋芳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了。此后，我从《三闲集》中读到鲁迅的《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一文，并从注释中知道：“冬芬，即董秋芳（1897－　）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

这样，我对秋芳先生的了解不是停留在村民们的一些讲述中了。

而后，我还陆续知道秋芳先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鲁迅在《集外集·通信》一文中专门提到过这件事。

后来，我还从一些报刊中又知道了秋芳先生的一些事情。比如：他曾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到杭州市立中学任过总务主任，后在鲁迅的劝说下又回北大读书直到毕业。大学毕业后，去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任教，教授国文，国学大师季羡林是其当时的学生，其间结识了胡也频与丁玲。在1935年，应郁达夫之邀赴福建工作。在福建主要从事报业等文化工作。后曾任福建省政府图书馆馆长，兼任《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所发文章大都思想进步，语言优美达意，可读性强，很受读者欢迎。他还培养进步作者，把副刊办得很有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秋芳先生在绍兴、宁波、杭州当过教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

当时秋芳先生在青坛村已没有自己的家人生活着，儿子和女儿的家都在外地。在青坛村有他的侄孙家，其中的一位叫乾勇的与他联系尤为密切。平时我常向他问起他的大爷爷秋芳先生的近况。“文革”中，公社的造反派到他家去扫所谓的“四旧”，竟把秋芳先生放在他家的数百本书都拿走了，堆放在当时公社的办公楼二楼的楼梯口一角。这些书大多用英语写成，在当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能看得懂；所以上下楼经过的人虽然很多，也没有人要拿去看，只有些书被小孩子拿去玩了。书在那里堆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通知乾勇拿回去，乾勇足足挑了好几担才挑完，用牛车来拉，恐怕也要汗牛了。

乾勇平时在与他的大爷爷秋芳先生的通信中，也多次谈起过我，说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有点文化，又在干大队赤脚医生的事，读过一些鲁迅著作，也知道他翻译的《争自由的波浪》和鲁迅为之而写的《〈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等。我也从乾勇那里要来过秋芳先生在北京的通信地址，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乾勇也把这一情况在一次通信中告诉了他的大爷爷。不料，在1971年2月的一天，乾勇之妹小娟姑娘兴冲冲地来到我处，说他大爷爷在给他们的信中附了一封给我的信，特地来交给我的。

我一阵欣喜，即刻展信来阅。信里写道：

秋成公：

前接乾勇来信，谓叠承关念，又曾来信给我，我往原所查询，并无踪影，当为寓中孩子所窃毁，实堪愤愤。特此致歉，祈勿介介。

我前蒙鲁迅先生照顾，译有《争自由的波浪》小说一种，为作“小引”。此书，在当时颇有革命气概，现在看来，或已过时；但亦未可厚非，因为我的意思，始终不忘革命。承您提及，曷胜感念，在吾村知之者，恐不多也。

我承教育部动员疏散，现定于下月（阳历四月）中旬以后择当回家。彼时聚首一室，聆受教益，乐何如之！

谨此函达，即候

谭吉。

秋芳敬上

2.19.1971

因乾勇、小娟兄妹在给秋芳先生的信中，称呼我为“秋成公”，所以对从未见过面，不了解我的情况的秋芳先生来说，也只有照乾勇兄妹一样叫我“秋成公”了，其实，我俩是同辈兄弟。信中就我向乾勇谈起过的鲁迅先生为秋芳先生所翻译的《争自由的波浪》作小引之事作了简要的回顾，并告诉我他在四月中旬以后选择适当的时间回到老家青坛村的打算。

此后，在四月中旬他没有成行，我给他回了一信。他于1971年5月24日又给我来了一信：

秋成公：

来信敬悉，我本来即去青坛，后得衍福来信，邀我去青岛同居，但青岛是海防前线，不能随便迁去；因此我晚年住处人须考虑，我之所以迟迟未去青坛者，聀是故也。

你很热情，我们青坛不知有多少后起之秀，我离开青坛很久，情况生疏，想来人才济济，不是迂阔如我者所能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有待于你们这批年青（轻）人起来努力去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掌舵，我国各项事业的进步有一日千里之势。

此复，即颂

谭吉！

秋舫敬上

5.24.1971

此后，秋芳先生于1971年8月从北京启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姓刘的同志一路陪同。到了绍兴后，住了4天，在绍兴县城关镇办理了落户等手续后，于9月3日下午到达青坛。由那名刘同志与青陶公社青坛大队作了联系，要求当地组织对董秋芳先生的生活予以照顾帮助，对他的老屋进行修缮，费用可到他的原单位报销……

9月5日下午，我去看望秋芳先生，并作了交谈。

这是我初见秋芳先生，心情很是激动。这是一位与鲁迅关系极为密切的鲁迅的学生，又是与鲁迅一起战斗过的战友，这是一位饱经风霜又不肯屈服的老人，是我们村的骄傲，是值得我尊敬和好好向他讨教的宿耆。他1.6米左右的身高；长圆形的脸，花白而又不多的头发；左手有残疾，但尚能屈伸；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说话声音清晰，语速也较快。

我们虽是第一次相见，由于早有信函往来和乾勇小娟兄妹的介绍，所以感到一点不陌生，反有老友重逢之感。我首先向他说明，我俩是同辈的，他不必像乾勇兄妹那样叫我“秋成公”，叫我名字即可。他听后笑了起来，连说：“晓得，晓得！”可说起来又常免不了叫我“秋成公”的。

先从“文革”中他的遭遇谈起，他说，“文革”中他受到了单位造反派的冲击，身心健康也受到影响，但事实证明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就这样待着。

谈到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他非常感激鲁迅先生对他的帮助和照顾。鲁迅鼓励他，懂英文，要多去翻译一些外国的优秀作品。鲁迅还积极推介了秋芳先生的作品并想方设法加以出版。他受到打击，鲁迅曾为他伸张正义。他还告诉我，鲁迅受迫害去到南方的大学任教期间，有一段时间鲁迅托他去照看在北京的母亲，可见他与鲁迅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

以后我多次去看望秋芳先生，并作交谈。在交谈中他还说：“文学是一门广泛的学科。毛主席说，‘文艺工作者应学习社会，这是很对的。但你什么都爱好，应该如写文章一样，要有一个主题、中心。学习也要有个中心。我以前年轻时，东摸摸，西看看，弄得不精，这是一个教训。你应重点研究一个或几个方面，不要无中心。文学要多分析人，分析阶级与阶级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用文字写下来，那就好了。一定要经过自己的体会，不要抽象。”

一天下午，小娟姑娘急匆匆地到大队的合作医疗室里来找我，说她的大爷爷的手臂被蜡烛灼伤了，要我去给他包扎一下。我闻讯而往，见他的左手臂的外侧有一处大如算盘珠大小的灼伤。已经有点化脓了，但他不觉得痛。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灼伤的，大概是前天晚上因停电而点上蜡烛看书时灼伤的；因他左手有残疾，神经受到损伤而感觉不到痛造成的。

我迅速给他的伤口作了处理和包扎。包扎好后，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我们又交谈起来。我说，“您74岁了，何必还要在晚上点着蜡烛看书？而且还是英文书？”他说：“看书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有时间的话，白天看，晚上也看看，直到上床睡觉前一刻。”说话间，他将手中的书扬了扬，又说：“这本书就是我放在乾勇家里被“扫”走，又由乾勇从公社办公楼里挑回来的一堆书中的一本，是英文版的原版书。值得庆幸的是，挑回来的这些书中，有一部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本不缺，另外有几套英文版的书都不全了。”我说：“大多是被一些小孩拿去玩丢了。真是可惜！现在有钱也无法买到呢。”

我还向他请教诗词格律中平仄的问题及字的古四声的辨别问题。他说：“要多读、念，多注意平常的读音，日子久了，自然会分辨平仄的。理论的东西，是由实践上升而成的，离开实践讲理论是讲不通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秋芳先生去了绍兴城里，住在孝义弄的一套房子里，其间我若去绍兴必去探望他，同他聊聊天。有一天我去他那里，见有一位同志刚要离去，我不认识。秋芳先生告诉我，那是绍兴地区师范学校的谢老师，还有一位在文化单位工作的周同志也经常去，都是请他回忆过去的一些事。他觉得还是在青坛老家清静，在这里打扰较多，比较烦杂。

1977年1月，秋芳先生驾鹤西去，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作者系绍兴一中退休教师、正高级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