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明

记得小时候，我们都称自己为“磨石山人”，为什么叫“磨石山”？听说是村后之山形如石磨，又似平放的盘子，故名“磨石山”。“磨石山”也叫“盘山”，村子也叫盘山村。

说起“磨石山”，诸暨人都知道民国时这里人才辈出，“七十二根横皮带”（民国时对军官的尊称）“一级上将蒋鼎文”“十几个黄埔生”“盘山小学”等等，还有句老话“陶姚磨石山，锄头朝前甩”，背了把锄头走路都充满着骄傲。

我出生那年正值“文革”开始，旗杆台门金成的妈跟我说，那天早上我妈突然肚子疼了，一会工夫就生下了我，一下找不到小孩衣服，脱下了身上的夹心棉袄把我包了起来，抱在怀里，慢慢地把我暖和过来。

我的名字是我干爹起的，“天明”，一是我在天刚亮的时候出生，二是他希望我永远朝气蓬勃，光明磊落。我们诸暨人有一种风俗——认干爹，我们叫“认亲爹”，我的“亲爹”叫蒋水达，他瘦瘦长长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村里的干部。“认亲爹”有隆重的仪式，记得那天双方家庭都挑了一担礼品到对方家，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只记得每个包包上都贴着红纸头。在正式认了“亲爹”后，我常去他家，有一次住了两天，我大姐来叫我回去，说“亲爹”有心把小女儿给我，于是我再也不敢去他家住了。大家都说小妹长得漂亮，是个美人胚子，但我不知怎么的，心里就是害怕，但又不知怕什么。后来我读书成绩越来越好，“亲爹”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亲爹”从我小时起就认为我是块好材料，一直鼓励我，但他的命不好，跟我爹一样得了肺癌，早早地走了。

盘山人特别重视教育，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祖训一直传承至今。小时候我家对面有个地叫“小书房”，原是村里的私塾，但盘山的私塾一直由公家（祠堂总会）来主导，教书先生的酬劳由村里来付，想读书的人有钱的出点钱，没钱的可以用稻谷来抵。1911年辛亥革命，盘山也成立了自己的小学“居正学堂”，后来学生增多，分一部分到祠堂内上课，一直到蒋鼎文建了盘山小学。

1974年，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家里非常认真地为我置办行头。我穿上了新衣服，背上了新书包，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一会儿进来一个阿姨模样的老师，她微笑地看着我们。我们班56个同学，56个小家伙，全是盘山村的子弟。大家慢慢地安静下来，她最后把目光停在我脸上，说让我喊起立、坐下，3天后老师郑重其事地让我当班长，这一当就是9年。

乡村的孩子，平时很少娱乐，靠山玩山，近水乐水。一年中，我们有好几个月都泡在河里，游泳、翻螃蟹、抓石斑鱼、打水漂、打水仗。最刺激的是激流横渡。村民们在上下游筑了二座堰，拦水灌溉，每一座堰坝的中间都有一个口子，冲出一股激流，每次雨水过后，激流如射，我们比赛谁能横游过去而不被激流带走，那是勇敢者的游戏。有一次暴雨把堰口中的大石冲下来了，沉在水里，水面上又看不见，我一个猛子扎下去，一头撞在大石上，只感觉被沉重的东西击中了。我拼命地游过激流，刚从水中露出来，就觉得额头流下一股热流，一摸，一手的血。还好骨头没伤，痛了一些日子就好了。

在学校里，最难过的是午睡时间。午睡就是让我们趴在桌上小睡，睡着了醒来时两只手发麻。几个调皮的同学要么故意发出怪里怪气的声音，引得大家哄笑一阵，要么溜出去河里玩。有一次乌老师值班，到河边把几个同学的短裤衣服给藏了起来，他们几个上了岸，才发现衣服不见了，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急得打转。乌老师在树下看看差不多了才出来，从此后，他们再也不敢逃出去了。

乌老师教我们从小学到初中，是学校少数几个公办教师之一，平时衣着整洁，一丝不苟。那时没什么书可读，姐姐的《毛泽东语录》《雷锋日记》我也读，很多会背，有一天乌老师在黑板上写《雷锋日记》，才写了几句，我就背了下去，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他来到教室，难过地告诉我们，说现在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从今以后学校一切考试全部取消，同学们高兴坏了，课堂上顿时乱作一团。过不多久，“四人帮”打倒了，学校又正常开课了。学校初一年级要开英语课，但没有一个英语老师，乌老师自己买了英语磁带边学边教。

我在读高中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村子。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盘山学校毕业。家里为了奖励我，让我一个人去浬浦镇上看了半天小人书，看一本书好像一二分钱吧，一个上午花了二毛钱。

如今，我离开村子已几十年了，盘山的晨雾，盘山的星空，盘山的燕子，盘山的炊烟，盘山的老牛……反倒而越来越清晰，它们对我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