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国

有一位自称“正黄旗人”“有肢体残疾的”的北京老大娘在公交车上发飙，短视频一上网，一时成了“网红”。这个姓闻的北京老大娘，上了公交车嫌一位外地姑娘让座晚了一拍，猛打“嘴炮”发威：“我生在红旗下，长在天安门，你呢？臭外地的。”“我还真是正黄旗人，额上有通天纹，你看看，你有吗？”说着，一把拉下鸭舌帽，指着脑门展示她的“通天纹”。有乘客指责了她几句，闻老太舌战“群瓜”，语言更污秽：“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了，狂什么呀！我就瞧不起外地人，没素质！”后来因谩骂他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她被派出所拘留，把自己闹进了班房。

无独有偶，上海地铁也曾发生过相似的一幕。因嫌外地人多，闹得人满为患，上海一个半老徐娘，挤在地铁车厢里，用快板书的形式，向那群闹哄哄的“外地佬”炮轰：“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勿来，咪西咪西炒咸菜，咪西咪西炒咸菜。”与闻老太不同，上海的“炮手”采用的是“文艺”形式，没有听到其受惩处的后续消息。

北京、上海，前后出现这两则同类视频，堪称一种文化现象。对比“京派”“海派”的“炮手”风格，看官立即能分辨出，“京派”言语犀利，尖锐，但失之粗糙，直白；“海派”绵里藏针，蛋糕里埋臭蛋，善用文艺范包装。这种差异，即使是发生在别的场合，大腕之间的互掐，也很明显。“海派清口”的代表人物周立波，他对相声的吐槽有个经典的段子：“一个吃大蒜的怎么可以和一个喝咖啡的在一起呢？”“咖啡与大蒜在表达方式上还是有较大不同的。比方说，他们喜欢吃大蒜的人，只知道自己吃得香，不管人家闻得臭，我们上海人喜欢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咽下，把芳香撒向人间。”听听，多婉约动听，贬损别人，自我臭美，说得像雷锋复活。京派的相声名角、德云社班主郭德纲为此反击，他借《高雅与低俗》这节目发射“炮弹”：“高雅的人喷了香水我也能闻出人渣味来。”“高雅不是装的，孙子才是装的。”

平心而论，郭德纲的反击，用“人渣”一词影射糗事不断、丑闻缠身的周立波，针对性很强，但相比周立波那个段子，明显不够含蓄，缺少创意。周与上海妇人说快板的风格一致，都属海派，善于从具象入手，一个以“炒咸菜”为抓手，一个以“吃大蒜”和“喝咖啡”为抓手，都有鲜明的形象性，通俗易懂，社会的标识度高，它们像一块煨烊的“烂膏药”，谁被贴上，不烫死也得揭去一层皮。而且他们炮打的是一个行业或一个无辜的群体，与吃大蒜、咸菜沾边的，一炮炸伤一大片，全体都被矮化、污名化。而“喷香水的人渣”“装孙子”等，没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指向性，故杀伤力有限。

“嘴炮”生于网络，盛于网络，像病毒一般，早已变异，线上线下，不拘场合，“毒舌”泛滥成灾。溯源这词，“嘴”多指言谈，包括跟帖、发声；“炮”，武器也，比喻嘴如炮一般厉害。“炮手”多主动出击，居心不良，强词夺理，要么是粗野蛮横，戾气十足，要么是胡搅蛮缠，阴毒刻薄，虽是宵小，狡智非常，出语以“一剑封喉”为上。“嘴炮”中，你找不到以理论理、事实真相，只有歪曲、断章取义，再加上使用谩骂、中伤、反诬、贼喊捉贼等手法。还有一种更为刁钻，唱高调，挥大旗，抢占道德制高点，不入流的痞子或准痞子，摇身一变成了“爱国爱民”的大咖，罔顾国策、法律，扣帽子，打棍子，跋扈霸凌，盲目煽动、叫嚣，唯恐天下不乱。“嘴炮”成了乱炮、黑炮，发的是烟幕弹、毒气弹，如乌贼喷“乌”、黄鼠狼放“救命屁”，毒化、污染了空气。

无疑，“嘴炮”是一种语言暴力，它貌似逞口舌之快，实际是对一切真善美的敌视，对文明法则的亵渎，对和谐、平等、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挑战，网络上如此，公共场合的肆虐危害更大，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公害。对那些或显或潜的“炮手”，晓之以理不如晓之以法，一般情况下“炮手”暴戾成癖，心阴嘴毒，平日训练有素，耍嘴皮你还不是他的对手。对付它最好的“硬核”是仿这次京师警察的做法，施以法治之剑，让各式“嘴炮”受到正面炮火的抑制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