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是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86周年的日子，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农民运动领袖，在生命的最后7个月，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名篇。这些珍贵的文章手稿是如何从监狱流出，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在这一地下行动中，有一位绍兴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1年6月23日，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资深编辑张天羽收到一条求助微信，内容是：方志敏烈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期间，有个叫高易鹏的绍兴籍狱吏，曾经和女友程全昭等人一起，帮助方志敏转移书稿。现在，九十高龄的方志敏女儿方梅女士，很想见见这些曾经冒死帮助过父亲的恩人后代……

这则求助微信很快引起了热议，大家在钦佩这位绍兴人义举的同时，都觉得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方志敏烈士后人实现夙愿，将这份邀约变成现实。

然而，采访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有关高易鹏的资料少之又少。采访组首先从网络入手，结果，有参考价值的文字只找到一句：1935年3月，22岁的高易鹏任军法处上士文书。就此推断，高易鹏应该是1913年前后生人，考虑到事件当事人与方志敏烈士有关，采访组首先想到了去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寻找线索。遗憾的是，经过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细致查询，高易鹏当年在狱中为方志敏烈士传送手稿的事实并没有记录在案。

于是，采访组又到公安户籍部门，通过浙江省信息系统进行查询，没有一个名字符合“高易鹏”特征。后又通过全国信息系统查询，有4个同名同姓的“高易鹏”，但也不是我们要找寻的“高易鹏”。

一天，采访组在一个叫“监狱博物馆”的公众号推文里，意外地发现了高易鹏的线索，“绍兴钱清九岩村”几个字让我们兴奋了起来。

这边，采访组到绍兴市档案馆了解情况，一份1955年7月21日浙江省公安厅的普法文件显示，当年已经在省劳改局工作的高易鹏，那年从杭州临平砸石场以医师的身份调到长兴李家巷石灰厂任医师。

“高易鹏不在绍兴工作，绍兴怎么会存有这个工作调动文件呢？”记者好奇。

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绍兴市区偏门直街35号（原绍兴丝织厂地块）过去是劳改场，对外称湖墅药棉厂，隶属于浙江省公安厅，所以省公安厅下发各劳改场的文件，绍兴劳改场自然也能收到，文件里出现高易鹏的名字，是针对他的岗位变更，与他是否在绍兴工作，是不是绍兴人没有关联。

采访组决定把下一个找寻目的地定位在杭州临平和湖州长兴。

硬爽戏生

此时，张天羽根据“绍兴钱清九岩村”这几个字的线索，通过种种关系，了解到了高易鹏孙子高兴光的电话和高家现在的居住地柯桥区马鞍街道新海社区的信息。

采访组驱车赶往30公里外的柯桥区马鞍街道新海社区。当地社区干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翻开社区人员花名册，肯定地回答：高易鹏确有其人，他有两个儿子，因为家境贫寒，于1979年从当时的南钱清九岩村移民至海涂，可惜两个儿子都已过世，高易鹏的大儿媳高文英和孙子、孙女等都住在新海社区。

随后，采访组来到了高易鹏的儿媳高文英的家。

说起自己的公公高易鹏，72岁的高文英思绪万千。她说，那个年代，那段岁月，自己实在不想再提起。当年尚未过门的她，顶着社会的舆论和家庭的压力，服侍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未来公公，直到其过世，其间遭受的白眼，以及心中的苦涩、屈辱和无奈非常人所能承受。但当提及公公高易鹏与方志敏烈士的那段情义时，老人顿时情绪激动，两眼放光。她说公公在世时偶尔提到过当年在国民党监狱与方志敏相处的事，方志敏吃不饱饭，作为看守的高易鹏偷偷带些烧饼、锅巴等给方志敏充饥。一次，由于心急从热锅里铲出锅巴就往监狱送，他的腋下被烫出了一串水泡，留下了疤痕。另外，方志敏写文稿需要纸张，高易鹏也常常省下自己的工资，买了给方志敏送进去，方志敏写好后，他再分发给其他在押的革命党人。

高文英老人描述公公高易鹏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硬爽”。无论社会对他有多么的不公，生活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口，拉着二胡，唱着京戏，坚信跟着共产党没有错。因此，村民也称他为“硬爽戏生”。

今年75岁的高祖钿老人，当过老师。当年他家和高易鹏家住得很近，因为高易鹏懂外语，会医术，吹拉弹唱样样行，博古通今，他很是崇拜，于是三天两头往高家跑。他说，每去一次，自己都会学到许多知识，会有很多的收获。

“易鹏伯伯为人相当好，当年我在村办小学教书，他在翻我的语文书时，看到唐弢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个注释说方志敏是8月1日就义，他相当不高兴，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会搞错？”于是写信给唐弢，指出方志敏就义的时间应该是8月6日，直到文章纠正为止。高祖钿还记得，每年8月6日方志敏就义日，高易鹏一家四口人都会举行一个仪式，纪念烈士。

还原历史

高兴光是高易鹏的孙子，平常在外做小本生意，他告诉记者，早年他爷爷和父亲一直与方志敏烈士第四子方兰有联系有交往。方志敏烈士之妻缪敏女士生前曾多次寄钱给高易鹏以补充口粮，方兰更是在高易鹏落实政策及高家日常生活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2005年春节，方兰一家还邀请高易鹏的儿媳和孙辈赴南昌家里作客，2018年11月，方兰因病去世后，两家才渐渐少了联络。

根据高兴光的提议，采访组决定赶赴南昌方兰先生家采访。开门迎候我们的正是方兰的遗孀花真先女士，88岁高龄的她当年伴随丈夫寻访过方志敏身边的人，是唯一见过高易鹏并与之交谈过且目前健在的方家亲属。

1977年5月，为了拍摄电影《方志敏》，江西省委搭建了创作班子，方兰担任创作小组组长，按照母亲缪敏“写好剧本，首先要熟读父亲的遗作，更要尽可能多地寻访到跟父亲有关的人和事”的要求，他与妻子花真先等人踏上了找寻与方志敏烈士有关的进步人士之路，并于1978年找到了尚在绍兴钱清九岩村接受改造的高易鹏，当时是一位公社干部把高易鹏叫来的，他们让高易鹏谈一下当年在南昌监狱里的具体情况。他对当时的一些情况描述很清楚。他们希望他把这些情况写一写，他答应了。

高易鹏原名高家骏，1935年，刚满22岁的他参加了国民党南昌军法处的招聘，被录用后聘为上士文书。

1934年12月，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奉命北上，在回撤皖南时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1935年1月29日清晨，方志敏被贴身卫士出卖，不幸被捕。

方志敏被押至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时任看守所代理所长的金华人凌凤梧和上士文书绍兴人高家骏被方志敏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及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尤其是高家骏，冒着被革职甚至杀头的危险，替方志敏与狱中党支部联系，传递报纸，代买纸张，还经常偷偷送烧饼、锅巴等食物供方志敏充饥。

方志敏在狱中的7个月时间，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等16篇，共计13万余字的不朽手稿。他把已经完成的手稿藏在监狱的砖缝里，期待着光明信使的出现。但是到了1935年6月9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方志敏依稀感觉牺牲在一步步临近。一天，他把高家骏叫到跟前，反复嘱咐：“如果我牺牲了，请你一定设法把这些手稿取出来，交给党组织。”高家骏答应了。

传送文稿

1935年7月，高家骏邀请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到南昌游玩，程全昭到了后，高家骏要她替方志敏转送手稿，并交给她一个布包，里面装有方志敏写给党中央的3封信和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在内的一批文稿，希望按方志敏交待的地址，送到在上海的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手中。

程全昭化名李贞，千辛万苦到了上海。由于当时宋庆龄和鲁迅都不在家，她把其中的两封信和部分文稿交给了宋庆龄的好友、时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和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的日本朋友内山丸造后，又找到了李公朴，将剩下的信和手稿交给他，便返回了杭州。

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程全昭走后一直没有消息，这让狱中的方志敏焦急万分。此时，蒋介石要对方志敏下毒手的风声在狱中不胫而走。高家骏决定亲自充当信使，再帮方志敏传送一次信件和文稿，呼吁进步人士营救方志敏。他带上方志敏的信，还有方志敏狱中已经完成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手稿，目的地同样是上海，收件人除了宋庆龄、鲁迅、李公朴，还有茅盾和毕云程。

1935年8月3日，高家骏到了上海，刚刚送出给李公朴的信和文稿，就收到南昌监狱传来的消息，因为给方志敏提供帮助，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停职审查，自己也被通缉。高家骏带上尚未送出的4封信和文稿，匆忙离开上海往杭州避难，为了不连累房东，他无奈地烧毁了未送出的信件和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英勇就义。之后，高家骏便改名“高易鹏”，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与程全昭的恋情也以牛郎织女般的结局告终。新中国成立后，高易鹏先去了芜湖学医，1951年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劳改干部，先后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第一监狱及所属浙江临平、长兴等地的劳改部门从事医疗工作。1958年被打成右派，全家迁回老家绍兴南钱清九岩村。1979年9月去世，同年12月，浙江省公安厅按政策给高易鹏下达平反决定。

花真先女士在采访中提及，2020年7月，她把当年寻访高易鹏的采访资料，包括高易鹏、程全昭的自述，以及有关方志敏烈士的珍贵资料都捐赠给了江西省图书馆收藏，记者立即前往江西省图书馆查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高易鹏用毛笔写成的《关于我与方志敏同志的关系问题》、用钢笔写成的《自述》、用圆珠笔亲手绘的原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平面示意图，上面清楚标明方志敏当时关押的狱所以及各监室的朝向位置、走廊院落、岗哨布局。高易鹏在世时告诉方兰等人，在南昌看守所时他就曾偷偷绘制过同样的示意图，希望能够帮助方志敏里应外合，营救越狱。这幅图是返乡后他根据记忆重新绘制的。

在高易鹏女友程全昭的自述材料中，我们还看到了当年高易鹏说过这样一段话：方志敏和我意气相投，我愿意帮助他，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以后我们跟他走。

后代遂愿

时间到了2021年7月15日下午2时，这是方梅邀请高易鹏和凌凤梧的后人到江西南昌会面的时间。

方梅是方志敏五个子女中唯一健在的，据她的陪护阿姨说，老人对会面十分重视，专门换上了平时最喜欢的一件衬衣，这两天念叨得最多的两个名字就是“高易鹏”“凌凤梧”。

方梅告诉我们，当得知浙江金华方面为她找到了凌凤梧的后人时，她激动得几天没睡好觉，她向金华方面提出，希望也能够找到同样帮助过父亲的绍兴人高易鹏的后人。当记者问她为什么执意要见高易鹏的后人时，方梅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跟我父亲有渊源，而且高易鹏给过我父亲很多的帮助，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见过高易鹏，所以想尽办法也要找到他的后人，我曾经到杭州去找过，但找不到，那个时候年轻，很想找到他。”

采访中，方梅女士反复提及，高易鹏是当年在狱中与方志敏接触最频繁，也是给予方志敏很多帮助的人。高易鹏当时的宿舍跟父亲方志敏的监舍仅隔了一个天井，所以经常见面。父亲在监狱里想吃什么，高易鹏都从外面买来帮他送去，包括传送手稿，他们都是父亲的好友。今天终于见到了他的后代，感到非常高兴。”

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最终能传递到党中央，不仅仅靠高易鹏、凌凤梧、程全昭三人，也有诸如胡逸民、章乃器、胡子婴、毕云程、向影心，更包括宋庆龄、鲁迅、茅盾、李公朴、冯雪峰等革命先驱的共同努力，他们都是光明的信使，真理的化身。

当记者问方梅女士，假如高易鹏还活在世上，您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方梅说：“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三位革命者后代的手紧紧地牵在了一起，86年的企盼和等待，此刻都化成了激动和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