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童波

输送了700余名干部

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最高学府”，浙东鲁迅学院是怎么诞生的呢？

新四军历史研究专家曹晋杰对浙东鲁迅学院有过研究。他指出，1944年春，中共浙东区党委讨论了三北办事处召开的文教会议上提出的办所大学的建议，决定开办鲁迅学院。区党委任命曾与鲁迅先生在文艺战线上一起战斗多年的有名望的左翼作家黄源任院长，楼适夷任副院长，陈成刚任教育长，李健民负责具体教学工作。同时，又抽调在县、区有文教工作经验的4位同志来学院任中队长、指导员。经过紧张筹备，浙东鲁迅学院第一期于1944年9月正式开学。

第一期学员主要是三北和四明山地区的在职小学教员，约160余人。学院没有固定校址、校舍，随区党委行动。开始时设在宁波余姚陆埠镇附近的杜徐岙山村，后设在梁弄镇。均以民间的祠堂、庙宇作校舍。

1945年3月初到7月初，学院办了第二期。这一期是公开招生的，《新浙东报》登载了“招生简章”，介绍学院的宗旨是：培养建设浙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人才；设民政、财经、文教三个系，学员120名。入学资格是：18岁以上的青年男女，具备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中小学教员、校长，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报名及考试方法是：向各区报名，由县政府进行考试、审查，录取后介绍到学校报到。“招生简章”发布后，报名者踊跃。经过筛选，仍有160余人录取。校址先是在梁弄镇，后改在横坎头的甘地畈，以后又转移到大岗山上的陈家岩，到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斗时，搬到上虞下管镇附近的山村。

抗战老兵范执中曾回忆说，1945年上半年，随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各个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因此，区党委确定鲁迅学院以培养区乡干部为目标，扩大招生范围。第三期原定7月开学，因故推迟到8月。当第一批初审合格正待复试的学员到达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解放区和军队急需大批干部。区党委要求，对已到达上虞下管镇的160余名学员进行短期培训即分配工作。根据这个要求，黄源等院领导反复研究，制订了以“党和政权建设”“如何做群众工作”“军队政治文化工作”为重点，辅以时事政策教育的教学方案，时间为一个月。学员们为大反攻形势所鼓舞，个个争分夺秒、废寝忘食进行学习。学习一结束，学员们便满怀信心走上工作岗位。紧接着，学院又组织后到的百余人学习，他们全部分配到随军工作团。浙东鲁迅学院从1944年9月开办，到1945年10月北撤停办，先后三期，为党政军各部门输送了700余名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干部。

浙东鲁迅学院曾一度设在上虞区下管镇檀燕山学校内。下管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杨铭告诉记者，檀燕山学校的原址就是如今下管镇政府的位置。

新型的革命的学校

浙东鲁迅学院院长黄源是浙江海盐人。他是鲁迅的学生，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1927年10月25日，两人真正开始交往，已是鲁迅晚年，即1934年至1936年。《鲁迅日记》记载，他们互通书信、相互走访、投寄稿件达150多次。

据《黄源回忆录》自述，1934年8月《译文》创刊，他协助鲁迅共同编辑，自此成为鲁迅的身边人，真正步入文坛的中心。

范执中曾回忆说：“那时，我已被调来在黄源同志身边干点打杂事儿。黄源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与陈成刚、李健民交谈、探讨，有时独个儿草拟《浙东鲁迅学院校训》。经过个把月时间，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校训》也得到区党委批准，作为学员的准则。《校训》言简意赅：鲁迅学院的每个同志应融会毛泽东与鲁迅的为国为民的正确思想，在抗日民主的神圣事业上，团结广大群众，面向现实，深入民间教育与组织群众，达到巩固与扩大解放区，为驱逐日寇创造新中国而奋斗。”

范执中提到，作为学院主要领导的黄源，殚精竭虑为每个学员夯实终身革命的基础。他在教务处会议上提出：鲁迅学院是新型的革命的学校，必须打破陈规，按教学方针规定，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用革命之矢射学员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之的。首先让大家弄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进而弄清什么是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中国应向何处去？他认为这些认识上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转变政治立场，实现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也是句空话。据此，教务处在对教育内容的安排上，相对集中时间进行形势任务、基本政治理论教育，方法上采取专题讲授和自我教育相结合。为了让学员接触农村，了解群众，每当一个专题学习告一段落，黄源、楼适夷等院领导都亲自带队到农村与群众同劳动、同生活，并作调查研究。结束这一活动后，每人需交一份调查报告或一篇文章，再由班组和学院进行评议，以检验学习成果。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黄源带领学员下基层，深入生活，熟悉群众，用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创作来自生活的作品，向群众和部队演出。其中秧歌剧《代耕队》、小调剧《打野猪》、歌舞《希特勒的末日》和歌曲《反内战五更调》等，深为群众所喜爱。至今，四明山区还流传着这些唱本。

宣传的重要阵地

浙东鲁迅学院副院长楼适夷是浙江余姚人，他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作家，还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早年参加太阳社，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左联”工作，一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其间受鲁迅扶掖，在狱中坚持阅读和翻译。鲁迅曾称赞他的翻译文笔“没有翻译腔”。

楼适夷曾在《我谈我自己》一书中有回忆：“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的根据地已有3年的历史，我去的时候是抗战最后的时期了，是1944年的12月，力量已相当强大，中心地在梁弄，是四明山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镇。从城区到山区中间有敌伪的岗哨，我是通过水道绕道上虞县境进去的。”“文化方面，报纸归党的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搞刊物没有条件，我们就搞了地方戏剧，地方戏剧就是越剧，民间叫‘的笃班’，影响很大。一个社教队，招了民间艺人演传统戏，自编抗日新戏。文学还谈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这么件事：那时小学教科书不能用汉奸编的，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招刻字匠刻板，我主持了这工作。”

在浙东鲁迅学院培养的700余名干部中，就有乔石夫人郁文等。郁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进鲁迅学院后，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真有如久旱逢甘霖！我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能否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青年人有什么前途？’等等，全都迎刃而解！思想上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