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佑

我不是文物爱好者，与“淘”旧物基本上是不搭边的，可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居然也充当了一回“淘”客，领略到“淘”的趣味。

我淘的是古旧书籍，起因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那时，我在一家报社副刊部供职，要刊登有关香港的史料。恰巧有位读者毛遂自荐，说他有一本清代人撰写的记叙鸦片战争的大型组诗叫《咄咄吟》。我借来一阅，大喜过望，这本书详细地记叙了发生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宁波地区的抗英经过，重点记叙了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遂决定将原文翻译成白话，再加整理编写后分期连载。可是，这本书的主人知道我们的意图后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支付给他一笔不菲的酬金。然而，这在当时单位财务上无法开支，这本书的主人又不肯让步。正在纠缠之际，我通过杭州图书馆的朋友了解到他们馆里也藏有这本书，就派人去复印了一本，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在与《咄咄吟》持有者的扯谈中，我了解到他的这本书是从柯桥一个叫葛绥的老人那里“淘”来的，据说这位老人手头有不少古书，他急于出售。我有位柯桥朋友叫董纪林，他居然也是葛绥的老朋友，听说我想见见老人，就自告奋勇地陪我去找他。在陪我去的路上，董纪林告诉了我老人的一些经历。

原来葛绥不是绍兴本地人，原籍台州，年轻时来到绍兴，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绍兴县文化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将公职丢了，专门以行医为业，但他的医术也是自学的，并不高明，所以找他看病的人极有限，他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说着，我们来到了柯桥靠近旧铁路边上的一条狭窄的小巷子，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挤着一间间东倒西歪的小屋子。董纪林敲了其中的一间屋子的门，门打开，露出一张清癯的脸，尔后一个瘦而矮的老人出现了，他用浓重的台州口音请我们进屋。我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小而黑，即使是大热天的下午，屋里也是黑漆漆的，要稍过一会儿眼睛才能适应。屋里的家具除了必要的桌椅外似乎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老人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非常爽朗地答应让我们上楼去看看他的“藏书”。他走在前面，陪我们登上一架陡陡的木梯，没有几步就上了二楼。这二楼非常低矮，个子稍高的人需弯着腰，说是楼其实只是一个阁。这阁一前一后有两间，中间有一道小门。阁里没有家具，满地从上到下都堆着旧书，因为时间久长屋子又潮湿，这些书都在发霉，阁楼的空气里散发着一阵阵腐臭的气息。

见到这些古旧书籍，我真的大吃一惊，因为今生今世，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古书被胡乱地堆放着，像一座小山。我随意地拿了一本，翻阅着，发现这些书品相都很差，有的脱线了，手一接触就散开了；有的居然已经烂了，成为一团，书页翻都翻不开。当然，品相好的也有不少。我向老人打听价钱，他说，一般的清代版本的书，三五元一本，明版书20元一本。他拿来几本明代汲古阁版的书，都是当时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一类的。我当时的古籍知识不多，意识中只知道越古越好，就挑了几部明版书，又挑了几部品相好的清版和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有一部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唐代文学》，共有二三十本，约有一尺厚，但书很破旧，因为我对唐代文学有兴趣，也就将它买下了。在挑书过程中，我了解到葛绥年轻时嗜书如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大户人家因为政治原因将家里的藏书送进了废品收购站，老葛用一斤一角钱的价格从废品站里回购，买来后就随意堆放在阁楼上。因为怕惹是生非，这些书上了阁楼就没有拿出来整理过。近年，年纪大了，他又没有家小，就想尽快将它们处理掉以补贴家用，这样就开始陆续有人上门来买书了。

这一次我大约买了几十本书，用绳一捆，厚厚的两大捆。回家路上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怕老婆责怪：几百元钱换来这么一堆“烂”书。还好，老婆家里以前开过书店，经营的是古书，所以对旧书也不厌恶。后来，我和几位同事又去过葛老头那儿，大家都买了不少古书。果然，有的同事受到了家人的指责，他们很快将这些书匆匆忙忙地处理掉了，而我则将这淘来的书视作一份财富，毕竟古书承载着不少古代的文化信息，别的不说，就是看看它们刻版的文字，字里行间那种细腻风格就透析着古人对传播文化的那份执着。所以，如今闲暇，翻阅古籍，也成了我的一种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