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讲阅读

4月22日，绍兴乡贤、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现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出席2021“越读越有味·全民读好书”绍兴市全民阅读盛典，并发表了题为《读书每有新发现》的主旨演讲，让大家领略了一位大学者的读书风采。

青春结伴好读书

偏爱学问回北大

读书每有新发现

要解开学术之谜

“非常高兴回到家乡来参加‘越读越有味·全民读好书’全民阅读盛典，绍兴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这里不仅仅是我的家乡，我真正的阅读生涯就是从绍兴开始的。”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俞可平说，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高考，当时他在诸暨做农民，还是生产队的干部，从田里“爬”起来参加了高考，被当年的绍兴师专（今绍兴文理学院）录取。学校在离绍兴城20多公里的地方，叫攒宫，在那里念书整整三年。

“我印象很深，当时刚恢复高考，大量的大学生上大学，没有校舍，我们的学校是一所监狱腾出来的，一个屋里住了七八位同学，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外面的风景很好。那里也叫宋六陵，有一个茶场，青山绿水。因为刚刚上大学，对我们来说，相当于开辟了一片新的空间，所以我们抓住一切机会读书。”俞可平说，他们就连打饭排队时，也拿一个小本子读书，可以说，在绍兴师专的三年，是刻苦读书的三年。

“我在绍兴师专读了很多书，可惜那时的书有限。我学习多门外语，除了英语，还学了德语、日语，这是当时我在教室里看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旧照片。学校的条件很艰苦，几乎没有有名的学者来学校讲学。在印象中，我在绍兴师专的三年期间，来校最有名的一个学者叫戈宝权，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那时他来到学校讲学，对师生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所以除听他的演讲外，所有的同学，以班级为单位轮流与他拍照。”俞可平说，那时一些兴趣相投、喜欢读书的人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读书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和人生。班级47名同学，8位同学考上了研究生，其中有5位在北京，2位北大教授，1位中国社科院的教授，1位全国总工会的干部，还有1位是公安部干部。还有3位在杭州工作”。

“我读到大三时，就去报考研究生。当时报考研究生必须有本科学历。我因为还没有从师专毕业，对方要求我开具一个证明，证明我在师专还没有毕业，但是已经具备了大学本科的同等学力，我就去找系主任，说要去考研究生，没有这个证明不让报考。我想现在恐怕不太会有这样的老师，给一个连专科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出具了一个具有本科同等学力的证明，但是他给我出具了，所以我终生感谢师专的老师。”俞可平说，他后来考上了厦门大学研究生。不久前，厦门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他很荣幸作为校友代表在厦大百年校庆主会场的一个国际论坛上作主旨发言。俞可平从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博士，北大毕业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了28年。他太喜欢做学问了，2015年，主动提出来：“我要回到北大去教书、做学问。”北大欢迎他回去，单位也同意他去北大任教。他回到北大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偏爱学问》。

读书每有新发现

要解开学术之谜

回到北大后，俞可平有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解开心中的学术之谜。

“我通过阅读、思考，来解开我一个一个的学术之谜。”俞可平说，他是一名政治学者，政治学这门学科历史非常悠久。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的公理。政治学的公理是什么？譬如，谁产生权力，权力对谁负责；政须出一门；决策指令信息与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所以他回到北大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政治学的公理》。这是他的第一个学术之谜。

他的第二个学术之谜是亚里士多德之问。“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说他最聪明、最了不起，都会说‘之一’，因为人类有太多的天才，不可能没有‘之一’。我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是，没有‘之一’。亚里士多德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俞可平说，公元前300多年，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许多学科。有解剖学、天文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动物学，他还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诗歌学、美学、音乐、哲学、神学、法学、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

俞可平说，在牛顿以前，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思想一直占据自然科学的支配地位，在动物科学方面，19世纪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神学思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这么多学科，如问他自己，哪门学科最重要，他很明确地断定，政治学是‘主要学科’‘最高学科’。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反复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发现并概括出‘亚里士多德之问’：为什么同一批人，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这么贫穷，有时这么富裕；有时这么野蛮，有时这么文明；有时这么专制，有时这么民主；有时这么保守，有时这么开放？亚里士多德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产生和规范权力的政治制度。所以他晚年时，带领吕克昂学园的1000多名学生，在当时古希腊的158个城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出了158个调研报告。很遗憾，只留下一个叫《雅典政治》的残本，他试图回答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有利于公民的幸福生活，就产生了《政治学》这本书，很可惜，这本书没有写完。”

俞可平心中还有很多学术之谜。比如他研究谥法制度，谥法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的政治制度之一，简单地说，谥法是对权贵的盖棺定论，是一种关于死人的制度。

“我还有一个谜，诸子百家如儒家、法家、墨家，在各种重大问题上都有争论，但有一点没有争论，都把周朝作为自己理想的国家、理想的政治。”俞可平说，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为什么？西周的政治究竟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让孔子等思想家折服？传统上，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记载可信的文献只有《今文尚书》28篇。他希望解开这个学术之谜，便开始研究西周政治，并且发表了《从〈逸周书〉看西周国家形态》。

还有，中国人特别强调小家服从大家、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集体、公大于私，为什么如此？仅仅只有价值的倡导是远远不够的，必定有其制度的原因。俞可平选择其中的丁忧制度做研究。丁忧制度是服丧守孝的强制性规定，是最具特色、持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一。

书中自有健康身

书中自有欢乐心

“我们说读书使人完美，这是为什么呢？”俞可平举例说，近代有一个伟大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接近于完人的人物——北宋的王安石。王安石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了得，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他还是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一家出了5个进士：四兄弟加一个儿子。“我特别喜欢王安石，只要有王安石的书，我都读。根据我对王安石的了解，他之所以如此完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读书，他读了太多的书，他太喜欢读书了，他有太多的读书故事。”

俞可平说：“王安石当的第一个重要的官，是在鄞县（今宁波）当知县。他当知县时说，哪用每天上班，以后改三天上一次班就行了，三天上一次班，其他时间干什么？读书去。他在当地有很多政绩，百姓很怀念他。我觉得，读书使王安石变得非常完美，读书提升人的德性与理性，给人以智慧和知识。”

“读书不仅使人完美，读书还会令人幸福。追求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人人可以幸福快乐，而读书助人健康快乐。”俞可平举了两个读书使人幸福快乐的例子。

“党内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诸暨人），是绍兴人的骄傲，很多同学在大学里念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常识很多是吴江先生等奠定基础的，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有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他是最后的定稿人之一，他对我们党的理论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吴江先生与我是忘年交，他大量的著作是80岁后写的，他最后写了一本《吴江别集》，当时已经96岁高龄，我数了一下，他80岁后写的书有10多本。他的这本书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我欲凌风归寥廓’，寥廓就是大自然、天。他的意思是我将要回归到大自然中去了。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晚年的幸福：多子多福、健康平安，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活的时候舒服，走的时候安宁，没有痛苦，这叫造化。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清楚，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写完这本书，他将告别人间，回归自然。果然，他写完之后，身体就不行了。他是非常爱读书的，虽然他的晚年生活有很多的波折，但是充满了幸福。”

“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一个楷模周有光，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活到了112周岁。而且他去世前脑子非常清楚。当时他要出版《周有光全集》，我正好分管出版社，给周先生提供了一些帮助，与他成为忘年交。每年他生日时，我都会去看他。他108岁还出版了《朝闻道集》，晚年时不断地读书，还很有想法。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居然在读关于全球化的书。他的思想始终随着时代而进步而变化，所以读书不仅可以使人完美，不仅可以解答我们心头之谜，不仅可以使你长本事，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也可以使读书人自己更加幸福快乐。”俞可平说，“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说：书中自有健康身，书中自有欢乐心，希望大家在读书中享受健康，享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