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於泽锋

在古越国，铁器的冶炼和使用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绍兴本地文物爱好者梁文杰多年来专注于古代越国铁器研究，在他的讲述下，我们对古代越国的铁器使用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铁器在越地出现并广泛使用

“鉴于铁器难以保存的特性，考古发掘简报中也较少见。很多人觉得，越国铁器很少。那么，越国到底是否生产铁器？究竟何时开始生产铁器？我做研究，主要是想弄清这些问题。事实上，古时越国的铁器冶炼工艺还是很发达的。”梁文杰说。

近4年间，梁文杰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上已发表了多篇关于越国铁器研究的文章，他也曾和多家博物馆等联合举办过关于越国铁器的展览及讲座。

梁文杰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出土铁器的基础上。他说，印山越国王陵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一件铁锛，其成熟的工艺是春秋时期越国铁器制造的实物佐证。此外，绍兴越城区城东开发过程中发现的铁制兵器、农具、工具及少量礼器，特别是锻造铁器的发现，让越国铁器的制造技艺更加完整地展示在世人眼前。这填补了古越地极少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空白。

从越地铁器出土实物看，手工劳作工具和生产工具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多于兵器，特别是农耕作业的器具，有铁耜、铁犁、铁锛、铁镰、铁锄、铁锸等，包含了除草、翻土、播种、松土、收割等多种功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在军事领域还未全面普及铁器，青铜兵器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与出土实物数量相一致。

“从这些铁质器具中可窥探出越国统治阶级对于提高生产、刺激经济的重视程度，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越国国力快速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原因。”梁文杰说。

出土铁器如何断代？梁文杰告诉记者，一方面是跟同时期出土的青铜器相比较，另外就是跟浙江省博物馆、绍兴博物馆及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等地的出土的铁器进行器型比较，为此他还特地跑去日本，考察研究了那里的馆藏铁器及断代。

“越人南迁后，冶铁技术也流传到了闽越和南越。以绍兴西施山遗址出土锻銎铁器和南越王墓、闽越城村汉墓出土实物相比较，越国铁器锻銎技法与之一致，且数量更多，保存状况更好。”梁文杰说。

越地拥有广泛的铁矿资源

越国铁器的出现是越国先民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是越地先民智慧的体现。铁器的出现，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促使铁器诞生的先决条件，就是越地拥有较为广泛的铁矿资源。

“漓渚铁矿，是数代绍兴人心中抹不去的印痕。在绍兴早期工业发展过程中，绍钢厂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梁文杰说。

除此之外，古籍文献中有关越地铁矿资源的记载也很多。《考工记》载：“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吴越春秋》卷四载：“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晋王嘉《拾遗记》卷三说到范蠡相越之时，“铜铁之类，积如山阜”。这些记载都可证明，至迟在春秋时期，越地先民已经发现越地有铁矿的存在，并且已掌握如何从铁矿中提取铁的技术。

此外，越国先民早已认识矿物的共生关系，如《管子·地数》篇中，伯高对黄帝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

绍兴地名中有“练塘”，因其自古便是冶炼矿产的地方，故称。此外，还有锡山、炭渎等古地名。

“练塘、锡山、炭渎的循序建立，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完善的金属冶炼、运输体系，为西施山成为冶铸地提供了必要条件。”梁文杰说。

铸造、锻造技术共存，工艺精湛

“从出土的铁器中可以看到，越国铁器铸造、锻造技术共存，此外还可以看到越国精湛的铜铁合铸技艺和铁错金银技艺。”梁文杰说。

所谓锻造铁器，是指采用锻打折合成型技法制成的铁器。曾在西施山遗址发现的铁锸，“凹”字型銎口，刃部呈三角形，用铆钉加固刃部和铁刀、铁镰、铁削的锻打成形痕迹来看，使用了锻造技艺。“从已知的越国铁器中的锻銎铁器可归类为斧、锛、凿、铲、矛，以凿、斧、锛为常见。”梁文杰说。

从考古发掘看，早期铁器都以铜铁合铸的形式出现，是铁器普及前的过渡时期。越地也多次出现铜铁合铸的器物。如西施山遗址中曾出土铜镞铁铤的三棱形箭镞，铜镞底部为内凹状銎，铁铤深入銎内，上半部分为铁质，下半部分为青铜质的束腰形权；再比如绍兴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铁足青铜鼎等。

越国铜铁合铸件为何出现频率高？从越国青铜复合剑的制作工艺中也许可略知一二。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工匠，根据青铜剑不同部位所需性能要求不同，于脊部和刃部分别使用不同成分配比的两种青铜材质，俗称复合剑。剑体外锐内韧，刚柔兼备，体现越人因需用材的技术思想，展示了越地匠师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金银错工艺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精细工艺，它的出现相对比较晚，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现藏于绍兴市越中艺术博物馆的两件铁错银带钩制作精细，铁表面的锈蚀并没有让所错的银丝有丝毫松动，可见当时越人的工艺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