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

《绍兴市水利志》（上、下）。

《绍兴市水利志》纵横捭阖、洋洋大观，上、下两卷，231.8万字，不仅让人视觉震撼，而且心存感佩。

一、具有省市级水利志航母意义

在中国水系图中，浙江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之一。《绍兴市水利志》上下卷的体量，既缘于绍兴水资源的丰富性及水利历史的悠久，又取决于绍兴人推出的相应成果的多样性，使之在浙江水利史坐标上具有“航母”意义。其主要表现在志书格局至大的两个“第一”中。这两个“第一”，一个是《绍兴市水利志》的体量大、规模宏，在《浙江省水利志》《浙江省通志·水利卷》与《杭州市水利志》《宁波市水利志》《湖州市水利志》等省市级水利志中，唯一以上下卷成全书的水利志，体量独占全国各省市级水利志书鳌头。不仅如此，其上下卷数和字数，竟可与首轮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书中的市级综合志旗鼓相当。

另一个“第一”是《绍兴市水利志》的序言，具有全书的领读意义。此三篇序言让人开卷有益，分别由冯建荣、周魁一、谭徐明撰写，不乏学术示范和专业领域的高水准，是书的一大亮点。序言均立意高远，提纲挈领，各呈风采，与志书上下卷正文相得益彰，提示了志书品质三角形的“稳定性”。其中，序一为冯建荣先生所撰，近4万言，系笔者目览志书中所见“第一”长序。序分十四部分，说山道水，以水为先，具有全书的引领意义。其表达视角独特，格局博大，旁征博引，引古筹今，文绪辽阔，情愫深远，言之凿凿，语辞雅达，娓娓道来，走向深邃，一定意义上是给读者奉献一部绍兴水利简史，具有印行单行本的价值。

至于卷首（前置图），选图优良精美，多达72页（未含拉页《鉴湖赋》与明《浣水源流图》），排版大气（如《绍兴运河园浪桨风帆》《绍兴龙横江鹿湖园》均采用了跨页），突出了前置图与正文内容的呼应与互补，构成了志书一大看点。此卷首体量之大，在现有的省市级综合志和专业志中罕见（图志除外），为笔者所见省市级水利志之第一。倘若此“第一”成立，加上志书上下两卷体量和序（序一）长的两个“第一”，那么《绍兴市水利志》便拥有了三个“第一”。而这三个“第一”传递的信息量，充分强调了志书定义的“工具书”价值，自然有了同类水利志书“航母”的意义。

二、具有绍兴水利通史意义

《绍兴市水利志》的结构清晰，章节设计科学，资料详实。除卷首、序和凡例之外，分上下卷，有概述、大事记和38章具体内容（上卷有20章，下卷有18章，字数相当），是一部记述绍兴市域内水利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

在具体编纂中，全书强调了时代性和地方特色。此志以凡例为纲，遵循“实事求是，详今明古”总则。其“明古”的理念是智慧表达，体现了对绍兴悠久而丰富的水利历史的尊重和充分肯定，强调了绍兴关于“水”的特殊性，与其他志书表达的“详今略古”有质的差别，颇有“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个性表达，不得不说这是一大特点。

在体裁方面，《绍兴市水利志》遵循了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以志为主、兼及其他的原则。其结构，以章节体为主，结合绍兴“四山三盆两江一平原”地貌延伸所构成的水系格局，有效地借助历史、地理、考古、水文等最新研究成果，凸显了绍兴水利特色，探索了志书成功路子。

在具体记述上，《绍兴市水利志》从绍兴水利特殊性出发，努力体现了地方水利特色。其水利沿革上不封顶，可一路上溯源起10万年前的史实发端，而下迄则至2013年10月。其间内容“横不缺项”：无论是大禹“水可立国”的先见之明，还是勾践“水可强国”的高瞻远瞩；无论是因水兴城，还是开启山阴故水道（运河）之举；无论是“山-原-海”台阶式地形相适应的春秋越国水利，还是“境绝利博，莫如鉴湖”的鉴湖水利；无论是代代赓续的筑塘、置闸和平原河网治理，还是全面系统记述“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的时代水利现状，甚至包括下沿的2019年7月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等重要内容，无不入书为史，形成鲜活可信的资料。由此可见《绍兴市水利志》记述的内容，既古老又年轻，既遥远又现代，既面生又亲切，较好地体现了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至于《绍兴市水利志》“资料性、科学性、地域性、时代性”的四个鲜明特点及呈现的“历史厚度、时间深度、空间广度、豁达大度、翩翩风度、新鲜程度”“六度”，冯建荣先生已经是“崔颢题诗在上头”。其话语权之裕如，让我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

“志为一方之全史”。故可以说，囊括了绍兴千秋水利史的《绍兴市水利志》是集绍兴水利之大成，具有绍兴水利通史意义。

三、具有编修的“高铁速度”意义

在修志过程中，“十年磨一剑”几乎成为定律，特别是志书的首次编修。《绍兴市水利志》是由绍兴市水利局、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袂编纂的一部水利专志。以书的体量、质量和首修与编纂人员仅6人的比例而言，5年完成志书的编纂和交付出版，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称得上修志界的“高铁速度”，是可以总结经验供修志界借鉴的。

《绍兴市水利志》编修的“高铁速度”，诀窍在于长期积累，注重资料搜集（包括田野调查与文献收集），特别是强调夯实一系列水利成果基础，并把它转化为修志速度。在修志之前和修志之中，编纂者主动作为，汤汤水命，“志”存高远，推出了《中国鉴湖（1-7辑）》《运河论丛·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和利用战略论坛文集》《绍兴水利文献丛集（上下）》《绍兴三江研究文集》《浙江禹迹图》等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既是志书长编或成书的一种体现，又是志书编修提速至关重要的一环。其事半功倍的效率和方法论意义，完全可以总结上升为修志经验推而广之。

《绍兴市水利志》不仅有“高铁速度”，而且有速度相对应的质量。其速度与质量的高度统一，证明了此志书的成功是建立在严肃性和科学性基础上的。志书中，列举的参考文献便是佐证（古籍文献类52种，今人著作类115种，规划报告及总结类34种），亦说明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

四、具有全景式展示绍兴水文化意义

绍兴通江达海，水利尤为发达，有江、河、湖、池、塘、溪、库、堰、井等蓄（流）水形态。其河网密布，有数千条河流，代表性的有山会平原水系、浙东运河水利和绍兴城内的长达2500多年之久的护城河、环城河，构成了不断治理的对象。

由此而言，绍兴数千年来的治水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兴水过程。这个过程，使绍兴的水利和科技文明创造不断升华，使绍兴城市不断走向兴旺发达。在书序中，冯建荣先生感慨道：“一部绍兴史，其实就是一部绍兴水利史。一部绍兴治水史，其实就是万千年来越人化害为利、避害趋利的水利史。而一部水利史，最后凝聚而成的，是文化，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水文化。”的确如此，没有水利就没有绍兴，或者说，没有水利绍兴是相当不完整的。由此推理，绍兴文化形态的代表是“水”，绍兴水城的灵魂是“水”。水与城休戚相关，成为统一体，即可谓“水兴则城兴，水名则城名，水美则城美”。

如此，在一定意义上，绍兴文化就像人体系统，各条水流是他的血液，各个水网是他的经络，各种水系是他的细胞。其中，三江闸工程（第一二三代）、古运河（绍兴段）、古鉴湖、环城河等流体，既是绍兴文化的典型标志，又是绍兴水城的根脉。要进一步弘扬绍兴文化，就必须进一步把水文化做大做强。

没有水网、水系、水脉、水流，就没有城市灵魂、灵气、灵动和良好生态。在这方面，《绍兴市水利志》除强调水利环境治理、水利建设、水利管理、水利科技、水政等内容的表达，特别是《绍兴水城》《水文化》《水利遗产》《人物》《水利著述》《水利诗词（赋联）》等专章的设置，逻辑严密，水到渠成，强调绍兴水的特殊性，凸显了绍兴水的魅力。

五、具有浙川交流时代意义

从地理位置上而言，绍兴与四川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千里。但从治水兴水而言，两地的交往却源远流长，特别是具有历久弥新的“生死之交”和“汤公情深”，不乏浙川两地“一家亲”的表征。在历史长河中，这个“表征”是不可以复制的资源，也是书写新时代浙川“一家亲”代代赓续与交流合作迈向新台阶的一个重要节点，甚至是圆心点。

所谓“生死之交”，是指大禹出生于四川，毕功于绍兴（详见书中第二章《大禹治水》等）。所谓汤公情深，是指“天生安岳福越人，堕地嘉名日月仰”的明代绍兴知府汤绍恩（四川安岳人，入《明史·循吏传》），所建三江应宿闸江海两治，具有绍兴明代一部断代史大事记的唯一记录。汤绍恩是大禹治水集大成者之一，其历史影响深远，获得“公缵禹功”“禹稷同功”“智侔神禹”“功垂禹绩侔”“公之恩泽，洵不在禹下”“凿山振海河，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等高度评价。

浙川两地在努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精神中，大禹和汤绍恩无疑是东西部（绍兴与四川）协作转化为深化合作的桥梁。放大大禹在川绍两地的“生死之交”与“汤公情深”品牌效应，活化其资源，创建新的旅游和产业模式，共同书写浙川联袂整合大禹、汤绍恩的新篇章（甚至可以联合位于杭州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整合资源，上升至国家水利文化层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抓住的机遇。

此外，还可以链接大禹、汤绍恩的出川入绍与陆游的出绍入川。此“出入”也是浙川交流的一篇好文章，即系两地策划活动的一个优质载体。陆游为绍兴人，前后在四川为官八年，在蜀有相当影响，在成都杜甫草堂中，他被奉为“一代两宋贤”之一（另外一贤为黄庭坚），崇州还建有浙川两地唯一的陆游祠。陆游虽不是治水者，但他却是大禹治水的评论者，所著《禹庙赋》便是佐证。随着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有关大禹的“生死之交”无疑是浙川交流不可替代的节点，也是两地交流合作“标志性成果”之一。

以水为媒，凭志搭桥。如果将浙川交流合作作一番深度讨论，还可以将蜀人苏东坡修筑西湖“苏堤”联系起来，以提升更大层面的整合，引发新的水文化效应（大禹、苏东坡均系水利部2019年12月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如是，《绍兴市水利志》的“志”存高远便有了更为广泛的资政意义和时代意义，即成为浙川以“水”为媒交流合作的新载体和新起点之一，以为浙川两地党委、政府提供宝贵的探索经验与决策参考。

（作者系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