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

陈漱渝

世事多巧合。8月20日上午，北京领读文化传媒公司的老总到寒舍探访，建议我编一本书信选，把文坛前辈及文友的来函集为一书，他认为会很有学术价值。我感谢他的好意，但觉得搜寻整理都很麻烦，不知今生能否了此心愿。不料当晚就看到裘士雄发来的微信，说他刚编完了一本《远方吹来鲁迅的风》，选收了10个国家共68位学者的来函，内容多是探讨鲁迅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外鲁迅研究交流史的一个侧影，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确有出版的价值。他跟这些通信者都是因鲁迅而结文缘的。

掐指一算，我跟士雄相识应该有46年了。大约是1975年的某一天，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几位专家来北京办事，下榻于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招待所。当时我正在北京一所中学教语文，出于对鲁迅的爱好，专程到他们的住所去求教，士雄也是我的求教对象之一。1976年4月，我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工作，第二年终于也有了跟同事们一起出差的机会，主要目的当然是参观绍兴鲁迅纪念馆。按行政级别，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地位并不高，但在全国的鲁迅纪念机构中，他们接待的观众人数最多，接待的中外领导人也最多。他们的陈列最具地方特色，还有鲁迅的新台门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等文物景点，成为了中外鲁迅崇敬者的“圣地”，相当于穆斯林朝拜的“麦加”，基督教徒心目中的“耶路撒冷”，中国佛教徒所说的“四大名山”。这当然只是比喻，丝毫也没有要把鲁迅供奉为神明的意思。

然而，那时的绍兴还没有繁华的街道、绚烂的霓虹。我们初去时吃了不少苦头。首先是我们住的县政府招待所，那里的蚊子太欺生。当地人光腿赤脚偏不去咬，我们穿着袜子长裤却被咬起了一个个大包。那兰亭当时还没成为景区，只留下一些“文革”遗迹。记得那刻有“兰亭”二字的巨碑因天灾人祸成为两截，周边是一片泥沼。我们一位同事前往却陷进泥沼，猛拔出腿，只剩下了一只鞋。参观鲁迅外婆家所在的安桥头时，导游是绍兴鲁迅纪念馆一个姓杨的女士，她健步如飞，身轻如燕，而我气喘吁吁，双脚被那石板路磨出了血泡，一度瘫在地上赖着不想走了。但学术交流还是有收获的。当时士雄也在场。他少言寡语，只用现在业已消失的蘸水钢笔不停地做记录，给我的印象是谦虚而好学。

后来才了解到，士雄原本是工科毕业，学的是丝织专业。除开经商之外，他干过不少行业。直到1972年才调进绍兴鲁迅纪念馆。南北朝时代有一首诗《作蚕丝》：“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士雄就是像春蚕贪婪食桑叶一样，求知若渴，很快就成为了鲁迅研究专家。而后笔耕不辍，又像春蚕一样不分昼夜地吐丝，终于在鲁迅研究的画廊中织出了一片花纹瑰丽的云锦。从1982年到2003年，士雄出任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历时２０余年。他在行政岗位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中国鲁迅研究会服务期间，我跟士雄也有过十分愉快的合作。特别是2001年在绍兴举办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士雄跟我在绍兴市政协、浙江省政协和全国政协多次呼吁的结果。这次活动除以“鲁迅的世界，世界的鲁迅”为中心展开了学术讨论之外，还举办了全国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纪念文艺晚会、“鲁迅风”全国精短文学征文评奖、书画展、风情游、影视展，等等。这次会议中外学者“群贤毕至”，仅论文集就厚达1039页。

说实在话，我虽然也侧身于鲁迅研究队伍数十年，但对一些名师大咖的著作却几乎从来没有读过，更谈不上进行批评。这丝毫也不包含“文人相轻”的因素，只是因为自己精力有限，学术兴趣又偏重于史料。士雄的著作虽然不能说是观点前卫、文采灿然，但无论长短，每篇都跟他这个人一样实实在在，解答了不少或大或小的具体问题。在研究鲁迅绍兴时期的史料方面，虽然还有其他研究专家，但士雄已经独树一帜，卓然一家。有人可能觉得士雄的考证有些琐细，比如他调查研究的鲁迅乡人前后累计多达536人，其中有些人跟鲁迅相交甚密，如许寿裳、宋紫佩、范爱农、陶成章等，但大多是鲁迅的族人、学生或作品中偶尔提及者，对研究鲁迅的作品、生平和思想发展直接意义不大，然而这些都是绍兴文化史、地方史上不可或缺的史料。除了士雄这样的“书呆子”，很难设想今后还会有人来做这种既不能暴得大名又不能赢得厚利的工作。

鲁迅是属于中国的，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但外国读者阅读鲁迅作品必然存在很多障碍：除开语言文字障碍、社会历史背景障碍，还有地域文化方面的障碍——如方言俚语、风土习俗、乡邦人物。尤其是周氏家族的兴衰，跟鲁迅思想发展和创作历程相关，自然更会引起外国研究者的关注。士雄不但是这方面的“大家”，还一贯乐于助人，所以驰函咨询者必然众多。跟士雄有书信来往的外国友人中，有学术泰斗型的人物，比如丸山昇、竹内实，还有第一流的学者，比如丸尾常喜、木山英堆、北冈正子、伊藤虎丸、岸阳子、山田敬三、卜立德、全寅初、冯铁……也有业余研究者，如马来西亚的吴天才。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遥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盛况。再想到这批来信者中有不少人先后去世，包括去世不久的友人横地刚，我又不禁悲从中来，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而痛惜。

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国外鲁迅研究相对沉寂。这其中既有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明的社会政治原因，又跟中国当下鲁迅研究的状况不无关联。坦率地讲，除2005年新版的《鲁迅全集》、2009年出版的《鲁迅大辞典》，和将于鲁迅诞生140周年之际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之外，其他有分量的鲁迅研究新成果确实不多。这既表明“鲁迅学”这门综合性学科已经日趋成熟，要大幅度跨越前人的成果难度日增，也因为当下学术界的确存在某些不良风气，如高等院校评估体制的僵化，有人热衷于生吞活剥域外时髦理论，或片面渲染鲁迅的非本质方面而有意淡化鲁迅的本质特征，等等。不过，任何事物都是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宋人周邦彦在《浣溪沙》一词中写道：“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我跟士雄这代人即将“零落成泥碾作尘”了，但鲁研界的新生代正不断涌现。所以，只要学习和发扬士雄“不辞劳苦，孜孜以求”的精神，鲁迅研究的前景仍然是令人乐观的。

我脱离鲁迅研究的中心已久；当下又正值疫情防控期间，足不出户，更加孤陋寡闻。但士雄仍然不弃，要我作序。友命难违，便勉为其难，拉拉杂杂说了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不妥之处务乞方家指正。

作者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