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永明 卓光平

鲁迅的小说《故乡》诞生至今一百周年。在百年间，《故乡》一直被视为鲁迅的经典之作。《故乡》成为鲁迅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最稳定的作品之一。经典是常读常新的。在《故乡》中，鲁迅聚焦了“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并以时间为维度，“纵向地展示社会的历时性，展现和探索农民命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使得《故乡》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不同的“故乡”。而故乡又与家国构成同构的关系，也即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故乡”分别与恋乡情愫下记忆中的“诗化中国”、还乡之时遭遇的“萧索中国”以及新生之路所通向的“未来中国”构成了同构的关系。而《故乡》中所呈现的三个中国也正是鲁迅通过小说这种艺术载体对“老中国”形象进行的寓言书写。

一、“诗化中国”：记忆之维与恋乡情愫

在《故乡》中，最经典而又最令人神往的图景无疑是对少年闰土的描写。用鲁迅在小说中的话来说，这是“一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幅图画首先是对诗化了景物的描写，然后是景物中的灵魂——“人”，也就是少年闰土的描写。除了“项带银圈”对他静态的描写，还有就是对他用钢叉刺猹传神的描写。

然而，这一神异的图景却是“脑里忽然闪出”的，是记忆中闪现出来的，而这也是恋乡情愫在起作用。“恋乡之情，往往令人把故乡诗化，而故乡的一切诗，一切美，都收在这幅人与自然交融的神异的画面上了。”正是有恋乡情愫的作用，故乡才显示出其“诗化”的特征，处于无限的美好之中。美丽而神异的图画衬托的是生气活泼的少年闰土。

当然，“我”对闰土美好的记忆还有冬天下雪捉鸟的快乐，以及到海边捡拾各式各样的贝壳，和去海边照看西瓜。这一些“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所以让“我”对这些新鲜事充满了好奇。也正是关于少年闰土的回忆书写，使得《故乡》表现出“主观的抒情的东西”。当然，对故乡美好的记忆，除了对少年闰土，还有“擦着白粉”“而且终日坐着”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也正是对故乡过去美好的回忆和想象，使得许杰在评论《故乡》时指出“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抒情诗还来得确当”。

二、“萧索中国”：还乡之旅与启蒙审视

如果说记忆中的故乡，也即“诗化中国”是“我”在恋乡情愫刺激下的想象，那么荒芜的故乡，也即小说中所呈现的“萧索中国”，则是在一个早已离开故乡多年的现代知识分子“我”在回到故乡时对“老中国”的启蒙审视。从小说的开头，鲁迅就开始由远及近，由外到内逐步展现启蒙者“我”所审视的“老中国”一隅，也即“我的故乡”的凋敝和故乡人们的困顿。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故乡》开篇直接就点出了启蒙者“我”与现实中的故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疏离感。在小说中，接下来则是环境的描写。“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一句话几乎从时令、天气、冷风、苍黄的天和萧索的荒村等全方位描写了故乡的萧索之状。

除了故乡环境的萧索，更重要的是作为启蒙者，“我”对故乡人物困顿状态的刻画。儿时的玩伴闰土因为现实贫困，而变得如同木偶人般。当闰土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闰土了，“他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在这里，鲁迅通过前后的对比，对闰土的困顿与麻木进行刻画描写，反映出的正是“老中国”农民的形象。

除闰土外，连年轻时代给人以美好印象的“豆腐西施”也完全成了另一副模样：“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小说中，“我”曾与闰土有一番对比。“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在鲁迅看来，“我”与闰土表面上的区别是很大的，但实质上却又是一样的，都是“老中国”不幸的儿女，都是在挣扎中寻找出路，都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手制的偶像”身上，但同样都没有寻找到出路，所以都处在茫然之中。

三、“未来中国”：新生之路与行动哲思

在小说《故乡》中，“作者追思往昔、谛视当今，是为了探索未来。他希望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但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呢？当然，鲁迅在当时未必找到了解救“老中国儿女”真正的出路，但他却预言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鲁迅通过小说《故乡》和其他文学作品一起展现了他对未来之路的“行动哲思”。而这不仅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有所展现，也为他后来的实际人生所实践。

鲁迅晚年曾对冯雪峰表示要创作一部“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来反映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冯雪峰后来回忆中说，那时鲁迅曾“几次谈到的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可以说是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鲁迅想通过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历程，来反映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到1928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时候是在1921年。几年后，他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落潮，并一度陷入了一个思想的低落期。但在1927年前后，他又发生了一个转向，参与到对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去，直至后来加入左联，成为左联的“盟主”。其实，鲁迅投入到新的时代洪流，他的这一转向在小说《故乡》中是有着一定的暗示的。在小说中，虽然“我”还乡所见的故乡是荒凉的，也就是说在启蒙者眼中的“老中国”是一个“萧索中国”，但在“我”“记忆中”的故乡却又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也即在恋乡情愫的催发下想象中的是一个“诗化中国”。而正是这一幅“神异的图画”或者说想象中的“诗化中国”又推动着“我”走向“未来中国”，并进而形成关于“未来中国”的行动哲思，那就是“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希望就如同“地上的路”，而地上的路，是众多的人们从荒芜的荆棘之途中开辟出来的。

《故乡》最初发表于1921年5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