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26日，5集大型人文纪录片《王阳明》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

这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王阳明传奇人生和心学思想的纪录片，也属于首批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年度重点项目。近日，记者专访了该片的导演吴琦。

在绍兴多地取景

记者：在这部纪录片的第一、二集就出现了绍兴、余姚、杭州，以及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等多地的场景。这部片子拍摄花了多长时间？

吴琦：拍摄时间并不长，核心的拍摄时间不到40天。因为预算有限，主演辛柏青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开了一个车，带着辛柏青和摄制组，一路拍过去。我们先在横店拍了一些景，然后从杭州出发，去了余姚、绍兴，再往江西，最后在贵州杀青。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没办法到实地踏看，还好现在有网络，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调研，先预判一下。所以，拍摄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实地，直接就拍了。

拍摄的前期准备，我们大约花了4个月的时间，主要是阅读文献，我把《王阳明全集》都翻了一遍。然后请教专家，读了很多资料。如果你看了片子，就会发现，这个片子所有材料的线索都来自王阳明的诗。

我觉得，古人写诗，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发微信朋友圈、发微博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个人，可能会去翻他的微信朋友圈、微博，这样就会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王阳明当年写诗时，可能也没想着要去发表，兴之所至就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材料比较靠谱。很多学者的研究，很多是关于学术和思想的，并不是关于人的。作为一部纪录片，需要讲故事，我必须正视纪录片本身的长处和短处。所谓的长处就是讲故事、影像化，短处就是很难讲大道理。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用王阳明自己的材料，而不是用后人研究的材料。

记者：你们在绍兴哪些地方进行了取景？在整部片子里，绍兴的内容占据了多大的篇幅？

吴琦：绍兴的内容主要出现在第一集和第五集。因为王阳明晚年在绍兴，在出征广西之前是居住在绍兴的。

这次来绍兴拍摄，因为阳明故里周边正在拆迁改造，很多镜头没办法拍摄，所以我们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碧霞池的那一潭池水。比如我们拍“天泉证道”时，因为天泉桥已经没有了，所以用了横店的假景。此外，我们在绍兴拍了阳明洞天、王阳明墓地的一些场景，在绍兴阳明小学也取了一些景，在绍兴大约拍摄了两三天。

在此之前，我们还在横店拍摄的时候，我派了一个空镜头摄制组去了绍兴。水乡的镜头，基本上都是在绍兴拍的。特别是在第五集，讲到王阳明晚年在绍兴广收门徒，比如南大吉等，我们讲他的这些绍兴弟子时，背景配的就是绍兴水乡的风景。

在这部片子里，绍兴内容的比重还是挺高的。毕竟王阳明是绍兴人，余姚在明代也是属于绍兴府的。

原创“纪实+剧”的表达

记者：该片为什么会采用古代与现代两条线交织，用一种穿越时空的方式来介绍王阳明一生经历及阳明心学的影响与价值？

吴琦：通过大量阅读王阳明作品和研究王阳明，我们觉得，王阳明一生的学术是动态的，人生是变化的。如果我们要盖棺定论地去说某些事，好像说不出口，或者说很难用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去评判王阳明。所以，保持对历史的敬畏感，保持某种对不确定性的猜测，这可能是我们这个片子持有的一个态度。

那怎么表现这个态度呢？既然我们要找人演，那不如把这个演的过程、了解王阳明的过程给拍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就是纪录片。如果把这个部分拿掉，就可能变成一个古装电视剧了。

我们只有站在当下去回望王阳明，心中带着疑问，带着现代人的困惑，去追寻他的步伐，才更加真实。不然，这个片子就不太像一个纪录片了。

所以说，这部纪录片记录的其实不是王阳明的故事，而是辛柏青去寻访王阳明的这件事。这也是我对观众的一个真诚的态度。如果没有现代这条线，观众就可能不知道片中的那些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所有的旁白，都是以辛柏青为代言人的这个剧组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了《王阳明年谱》，看到了他的家谱，读到了他的诗，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痕迹。如果没有这些，我可能还不敢拍，也拍不了。

记者：这部纪录片虽然内容是纪实的，但观众好像在看一部电视剧，很好看。这种以“纪实+剧”的方式突破内容表达，是不是您的一种独创？

吴琦：可以说，这个配方是我配出来的。通过阅读，通过对明代的了解，通过对电视语

言的了解，我调制出了这个配方。虽然里面的每一个元素不能说是原创的，但这个配方是原创的。

后期因为要不断地审看，我陪着好多人一上午从第一集看到第五集，没有一个人觉得累的，都觉得挺好看的。很多人看到第五集都看哭了，特别感动。王阳明这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生命就到了尽头。

应该说，我们把王阳明这个人给拍活了。有些纪录片，之所以不好看，就是它与观众之间是有隔阂的。由于我们有辛柏青这么好的演员，由于我们有真诚地去探寻的这个姿态，观众就能在片子里感受到王阳明这个人是什么脾气，以及他待人处事的态度。

也许，今后再想到王阳明，就可能不会想到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张画像了。就像当年我拍完《柳如是》后，网上再去搜“柳如是”图片，出来的都是万茜的剧照。我对古人的捕捉，还是有点自信的。

关切王阳明的内心

记者：王阳明一生的学术体系是非常博大的，要用短短的5集讲清楚，是非常难的。溺、困、悟、功、明，这5个字的切入特别精妙，当时你们是如何来确定这5个主题的？

吴琦：我们主要是通过翻阅很多书籍，以及借鉴了许多学者对王阳明的描述。纪录片不能太长，如何用5集的篇幅来以少写多？王阳明的人生是曲折的，我们应该找到那些转折点，而不是去平铺。王阳明一生的故事如果展开来，拍40集也不会嫌多。

我其实有点害怕太具形化的东西，因为这毕竟是部纪录片。所以很多故事，我们其实是轻描淡写地“躲”过去了，没有去演绎那些故事，我们更关切的是王阳明的内心。

圣人之心像明镜，庸人之心像昏镜。王阳明小时候溺在中华文化汪洋大海里，后来才慢慢走出自己的清晰路线，这就是他在磨自己的镜子。这5集片子，其实都是在找他磨得最狠的地方。一开始的《溺》，是一滩浑水。后来，他“高考”结束，从政以后又遇事，被打入谷底，然后变成一个罪臣，历经万水千山前往贵州。第二集《困》，是后面《悟》的一个铺垫。就像我们拍电影，一个人的高潮之前都会有一个低谷。

从片子结构上来说，第一集是他童年的成长背景和他所有思想渊源的伏笔。比如他有一个闲云野鹤的祖父、一个认真当官的父亲。在第二集中，他遇到的人生困境，其实也成就了王阳明，才有了后面的“悟”。第三集“悟”完了以后，怎么验证这个“悟”？这就有了《功》，我们用了战功来表现。最后一集《明》，此心光明，他就像一面镜子照亮后世。整个片子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包括我们的叙事，辛柏青从舞台上走下来，去探寻王阳明的人生轨迹，到他最后回到舞台演绎王阳明，也是一个闭环。我们只是在这个完整的叙事链中，省略了一些东西，展开了一些东西。

此外，第一集《溺》开场的那些水中的镜头，也是我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争取来的。因为水下摄影费用很贵，制片人本来已经把这个场景的计划删了，最后因为我的坚持，才保留了下来。电视是一个视觉艺术，当你看到他在水里吐泡泡，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溺。

记者：当时这部纪录片为什么会找您来拍摄？

吴琦：我对中国历史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在10年前拍摄过一部电影，叫《柳如是》。这是明代的故事，是讲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我看到网上剪的很多王阳明的故事片，经常会用到《柳如是》中的镜头，因为我当时在片子里再现了明代的那些书院的场景。我对明史还有点研究，有点感受。

另外，CCTV10在刚开播的时候，我参与创办了一个人物栏目。我在那里待了五六年，差不多经手了上千部人物纪录片。所以在圈内，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人物纪录片的导演。所以，他们要拍一部人物纪录片，又和明代有关，可能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吧。

记者：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辛柏青来饰演王阳明这个角色？从外貌上来讲，辛柏青与史书画像上的王阳明不太像。辛柏青也说，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拍摄纪录片，你们是怎样说服他来主演的呢？

吴琦：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要找一个特别像王阳明的人来演。因为史书上的画像，王阳明的脸那么瘦，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我朋友做了一个数字化的王阳明，是按照画像用三维建模的，并不好看。所以，神似可能比形似更重要。就像我之前找万茜演柳如是，她也不像柳如是，但她演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她就是柳如是，就是因为神似了。

王阳明和我们隔着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去揣摩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的气象，不然就很容易跳戏。选辛柏青，是因为他是一个话剧演员，他的台词功底很深厚，我们在片中需要人来朗诵王阳明的诗文，说一些文献记载。现在这个片子播出后，口碑不错，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骄傲，说明我当时力主制片人加一点预算去找辛柏青，是对的。何况辛柏青对王阳明也是有所了解的，他对历史也是感兴趣的。我们聊过几次后，觉得他特别合适。他之前演过李白，他的古装扮相也不错。

确实，辛柏青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出演。他认为，纪录片是没法演的，演出来的话就变成戏说了。但我用我的逻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你不是演戏，是演一个你理解的古人，去探寻他的内心世界，表演只是一个学术工具，要用表演经验去研究王阳明。”他说，这个有点意思，可以演。

请专家一遍遍筛选

记者：这部纪录片的文稿特别优美，观众就像在欣赏一篇篇电视散文。作为纪录片，如何来保证它的史实性？

吴琦：我仔细研究了《王阳明全集》，选出了一些能读的文献，都是来自真实的历史。但个人的阅读还是有局限的，文稿出来以后，我请专家一遍遍地筛选。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钱明，浙江大学教授董平，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等专家学者担任学术顾问，他们来给我们过筛子，片子的核心史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如今，王阳明这个题材很热，电视剧、话剧、越剧等都演过王阳明。您认为，拍摄纪录片《王阳明》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吴琦：我们在杭州讨论剧本的时候，电视剧《王阳明》的主创人员也来了。当时，我们探讨了边界问题。我个人认为，电视剧是允许虚构的，但王阳明的故事如果按历史走，可能就拍不下去了，可能就语焉不详了。

纪录片的意义在于，我用了影像的语言接近王阳明，但没有虚构王阳明，没有杜撰任何一个超越文献的事件。当然，有些小细节，比如他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那只能由演员去演绎了。但在核心事件上，没有一个是编出来的，全是有据可考的。比观众读一本书更形象，比看一部电视剧更真切，这就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当然，如果观众在看完这部片子以后，有了想去阅读《传习录》以及去读一些有关王阳明文献的冲动，那就是我们的功劳了。我其实在片子中留了很多疑问，这是开放式的片子，观众可以继续深挖。我们是提醒大家去反思，用镜子去照照自己，而不是看了一个电视剧，看完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