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名著。黄宗羲是绍兴府余姚人，是越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明夷待访录》正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这本书里，黄宗羲提出了新民本思想。我们知道，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它萌发于商周，勃兴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时代的典籍中有许多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如《尚书》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还有孔子的“仁治”观点、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重民说等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从秦汉以来，中国进入封建君主专制时期，但民本思想一直是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君主自我调整治民政策的主要依据，是群臣谏诤君主的重要理论武器，也是巩固统治、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正因为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的影响，才使君主政治的弊害得以减轻和缓解。

《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原臣》篇又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忧，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在这本书里，黄宗羲继承、吸收了先秦以来的民本传统，但是又有所突破。他的民本思想是在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阶级矛盾尖锐的经济政治环境下，在明王朝覆灭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因此，他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认为应当以民为主，以君为客；臣并非为君服务，而应该“为万民”，其职责与君主一样都应该为天下服务。在此基础上，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万民之忧乐”才是衡量社会治乱的标准，然而后世的君主们颠倒了主客之间的关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因此，他痛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深刻的反省。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较之先秦的民本主义仅仅批判暴君、推崇“仁政”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可以说，民本思想发展到明清之际，成为进步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亦因此，这本书对近代民主革命有很大影响，“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发，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近现代学者在谈到该书时，也往往肯定其民主启蒙性质，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其原君、原臣诸篇，发明民主精义”；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指出，该书“前于罗梭《民约论》三十多年，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吴光先生也指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已经超越孟子以来‘由君王作主’的‘尊君重民’式民本思想的旧范式，创立了‘由民作主’的‘民主君客’式的新民本理论，其思想已具有朴素的民主启蒙性质，因而不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极限’，而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开端’。”

清末以来，思想界对西方政治哲学推崇备至，但我们在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还必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思想的基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也是《明夷待访录》以及作为其思想渊源的先秦民本思想对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