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之后，人们把改革和法治放在一起，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即“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具体来说，改革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改革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改什么；另一个是改革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怎么改。

运作时间还不到两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越来越突出强调改革的方法。8月份的一次会议提出的“接地气”，不仅是判断真假作为的基本标准，更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法，就是从老百姓身边问题的解决入手，倒逼社会治理的体制性变革。这是因为，老百姓身边的问题看似小事，其实都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且其背后都反映了社会治理的普遍性问题。问题和方法从来不是割裂的，方法不得当，问题不容易解决，但如果问题没有搞对，那么方法也肯定是错的。问题从哪里找？就是从老百姓身边去找，从想干事创业的人身边去找。这个找的过程其实也不复杂，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要的只是“诚”。如果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理论想象去找，或者从一小部分有特殊利益诉求的人那里去找，改革一定会走歪、走偏，甚至走到反方向上去。从具体问题入手去解决大问题，正是这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的一个整体特色。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密集爆发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阶段。从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入手，不仅能够比较好地切入对背后大问题的治理，更能为改革赢得更大的民意支持，推动各级官员们争当改革促进派、改革实干家。

（原文刊于《南风窗》）

政策体系应做到

两个“顺应”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重要的政策体系必须同时做到两个方面的“顺应”：既顺应民意，能够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同时又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如此方具有积极长远的社会效应。但并不罕见的一种现象是，民意与时代潮流有时会出现某种脱离的现象。一方面，在制定政策体系时过于强调民意问题，将之放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却脱离了时代潮流及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在制定重要制度政策体系时，脱离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如基本民生需求，过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

重要政策体系出现顺应民意和顺应时代潮流分离的情形，必定对社会发展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它削弱或窒息发展活力，催生社会矛盾，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畸形化发展现象，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重要的政策体系只有既顺应民意同时又顺应时代潮流，方能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进一步说，应当将是否顺应民意和是否顺应时代潮流这两项内容作为判断重要政策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基本标准。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

“善养严管”

与“格调建设”

我们在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时候发现，他们一般不用“贪腐”这个词，他们叫“利益冲突”。西班牙治理腐败的机构就叫“利益冲突办公室”。理念不一样，整个防范体系也不完全一样。腐败与否，其实每个官员心里都很清楚，就是个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官员能不能约束自己，关键在于“善养”的力度。“善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收入比较高，另一方面是对干部有一个隐形的、特别的保障。同时，“善养严管”也包括了对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党组织要信任广大干部，为那些想干事、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信任、支持、授权也是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的重要条件。

外国精英阶层特别注意官场文化的塑造，也可以叫它“格调建设”。过去我们有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犯了错误，那是因为理想信念出了问题。这对，但也不完全对。人的行为除了受思想制约外，还会受到习惯、氛围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笔者管它叫“格调”。格调不是一种思想。我们应向国外政治文化中好的东西学习，我们干部的格调有待提高。干部应进行格调培育，读书、健身，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充实自己，充实“八小时以外”，推进人的现代化。

（原文刊于《北京日报》）

法治的基本价值

在于开拓公共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治的基本价值在于公共性的开拓。公共性的开拓，其实指的就是超越“为自己好”的私人领域，开拓“为大家好”的公共空间。在此所述的“大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限定，可以小到互益性的团体，也可以扩展到社区、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公共性是当代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面临的大问题，而法治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开拓公共性，以实现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性建构。

有专家把社群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社群，另一种是由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群。差序格局中的私人道德没有超越亲疏厚薄的差序特性，缺乏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公共道德要素。而要发展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公共道德要素，则需要以法治为基础。法治之所以具有突破传统差序格局私人关系文化的束缚而在当代中国开拓公共性的价值，是基于法治的两大基本功能：一是法治可以强化个人的共同体观念，二是法治可以防止共同体的行动被各种私人关系所限制。一旦国家的共同体行动被各种私人关系所限制，就会发生权力私用、任人唯亲、徇情不公等现象，国家共同体平等为每一国民服务的性质就会因此而弱化，甚至沦落为少数执掌公共权力者谋求私利或者少数人利益的工具，从而导致社会公平正义流失，影响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性建构。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报》）